大正六年四月十九日，天放亮的时候，常化之、汪士荣带着在羊东坳围歼湖南厢军主力的不可一世，进入石阡的湖熟防军行军总管衙门。甘溪之战就此结束。
当地的乡绅地主对于得胜而归的越水叛军也表现得极为恭顺。他们派出了规模庞大的慰问团，挑着酒肉来到石阡县城中慰问刚刚打扫完战场的越军。双方聚集在行军总管衙门上吃饭喝酒，用各自的乡音开了些猥亵的军中玩笑，然后就相继离开了石阡。
甘溪一战，越水叛军以两万人的兵力三天之内一举歼灭了四万湖熟防军，震惊了整个湘南。诸如前朝的破落贵族、失意文人、绿林匪寇、市井无赖、帮会分子此类的一些在生活上不得志，对现行体制早就心怀不满的群体，一时之间似乎在这个乱世之中看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他们就如同飞鸟投林一般，纷纷加入了越军的队伍。特别是活跃在湖广一带以反宋复周为宗旨的江湖会党组织哥老会、天地会，为越水叛军提供了大量的兵源。
江湖会党在中国社会存在已久，其真正发展壮大却发源于岭南地区。
姬周末年，周王朝出于增加国库税收，扩大金银等贵重金属来源的考虑，放开了海禁，在东部沿海实行开埠通商政策，陆续在泉州、江州、琅玡、辽州等地设立市舶司，负责本地的海外贸易，中国的海上贸易重心随之逐渐北移。周亡宋兴后，赵氏政权建基江东，江南的经济、政治重心全面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州、泉州等地的贸易也出现衰退，越水、泸水一带的口岸通商则更为艰窘。随后，宋军二伐越水更使得岭南经济元气大伤，从此彻底陷入了沉沦。
周末宋初时期，起源壮大于越水、泸水的天地会、三合会等秘密会党组织，就是当地社会生活极度动荡不安的产物。天地会等会党组织成员，大多来自生活极不稳定的社会下层。据姬周泰德年间的档案，记录了天地会首领及骨干共二百三十五人的基本情况：商贩三十二人，雇工九人，耕田者九人，种田兼商贩者五十八人，耕种兼手艺者四人，雇工兼商贩者三十六人，贫苦知识分子十八人，僧侣四人，家道殷实者二人，差役六人，其他不明身份者四十四人。
中国海外贸易重心的北移、岭南经济的残破，直接导致了原本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所在地的越水、泸水的商业地位骤降，海外贸易量也大幅萎缩。在这些地区，原来依靠对海贸易为生的手工业者、商贾和雇工大量破产，由此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流民阶层。
这些流民无产者为在生活中求得相互援助，在精神上获得彼此依靠，故而歃血结盟，组成秘密团体。他们是备受压迫和欺凌的社会底层，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但是，仅从会党前期的历史来看，说他们在反宋复周上是缺少认同的。在周末宋初的档案上，关于会党的案例记载中，表述其结社的目的有“免人欺凌”、“敛钱分用”、“防备械斗”等等，却未见“反宋复周”的字样。毫无疑问，会党成员要求的仅仅是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变，鲜见其有推翻赵宋，夺取政权的政治主张。
让江湖会党贴上政治标签的转机出现于大宋兴武年间的大裁军。赵宋平定越水以后，大宋帝国的南方防务压力顿消。为了节省开支，湘赣地区的不少地方军队被解散，大量的散兵游勇成为宋初的一大社会问题。兵勇们本来是贫苦农民，离开军队后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从军又让他们失去了农民的特性。荆湖道巡按御史王尧卿曾为此上奏朝廷：“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荆湖南路转运使李翰章也曾上奏：“近又访闻各道撤回勇丁，有以哥老会名目勾结伙党，煽惑乡愚，意图不法。”
这些散兵游勇无疑凶猛地扩大了流民队伍，并使得湖广地区的江湖会党在一开始就站到了赵宋的对立面。到了大正年间，越水、泸水的天地会与湖广一带的哥老会呈现出互相渗透与融合的趋势，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源出一家，要共同反宋复周。赵钦在岭南编练新军之时，更是吸收了很多的江湖会党成员。所以，当甘溪之战结束五天之后，常化之兵临庐陵城下的时候，原本只有二万人的叛军，由于不断有各地的会党团伙前来投靠，已经壮大成为了一支拥兵十万的战略集团了。
常化之兵临城下，庐陵府内已然是乱作了一团。甘溪一战，全湖南的可战之兵都损失殆尽。蒋万全、宗良等人被打得丢魂丧胆，败军一路向北直奔潭州去了。只剩下一个湖熟防军行军总管杨权在庐陵已然成为了一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竟然连四千兵马都凑不出来。
庐陵太守郑泰在接到甘溪战败的消息以后，知道叛军下一步必然要攻打庐陵城。于是，他在庐陵府附近地区紧急招募丁壮五千余人编为守城勇营。但这些丁壮都是未经训练的农民，根本不堪一战。当十万越军攻到庐陵城下的时候，这些人顿时就给叛军的浩大声势吓得惊慌失措起来，竟然在两军阵前一哄而散。守城勇营的溃散，导致其驻守的庐陵的西关、北关大片地区迅速被越军攻占。庐陵府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常化之夺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