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君子们在被抓之前，吸入多少名录标记在案的成瘾性药物根本没人管，只要不容留、诱使、强迫他人吸毒、制造、走私、窝藏毒品等触犯刑法的行为，也压根不算犯罪，仅算行政违法罢了，吸得再多也是拘留加罚款了事。
但若被人举报聚众吸毒，公安民警到场之后，要不经上级同意或执业医师及法医建议，民警私自同意、给予吸毒人员继续吸毒，那可就是严重违纪了，少说一个通报批评加五天禁闭免不了，惨一点就是记过甚至更严肃的处罚。
刘志山当然不敢背这个锅，赶紧说：“他们招供之前我就说了，这些毒品尽数没收，就算招供了也不可能给他们吸。”
“如果想好受点儿，就乖乖配合咱们调查，等回到大队或者送去强戒所、拘留所，有可能会酌情给他们注射一些替代药物或采用其他戒断疗法。嗯，我强调了可能这两字，没给他们打包票啊”
自从今年三月份，刑诉法第二次修正案通过并公布当日，公安部便下达了严禁逼供、诱供、骗供的死命令，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单位、队伍必须在镜头下办案。
没办法，修正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这无疑表明了刑警们的办案宗旨必须从有罪推论转变为无罪推论，即大原则变更为疑罪从无原则，明确了重证据而轻口供的宗旨。
再加上终身责任制
呵呵，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揪虎须。毕竟，任何法规，至少在其颁布初期，都是最严肃、严格、权威的，敢顶风作案的，十有八九会被拉出来做典型。
比如时佳仪，今年就好几次因此被关禁闭，闯出了紧闭专业户的名头。
但实际上，她的暴力多体现于抓捕过程中，嫌犯试图暴力抗法或打算逃跑的时候。在审讯室内，她压根没机会去锤嫌犯，最多扔根笔仍本报告册。
要平时，压根没事儿，嫌犯抗法或逃跑，动用武力强制抓捕自然没问题，但这段时间管得严，再加上时佳仪面对原则问题毫不退让，数次顶撞厅里的领导，就只能关她紧闭了。
反正警方关禁闭与军方完全不同，属于相当柔和的处罚措施，连职业档案都不会进入，影响相当有限，“赵队”甚至不禁止她在禁闭期出行或与外界交流。
说白了，就是做给被她顶撞的领导看的。
否则哪能让冯霖以需要她协助办案为由轻轻松松的带出来。
从这方面看，好像她顶撞领导才是主因
但若没这规定，且关系不是那么严格，被顶撞的领导纵使恼羞成怒，恐怕也没借口将被“赵队”和冯霖护着的她关进禁闭室。
而等到后期，刑诉法管理变得松散，或者说漏洞被研究的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上头自然会修正或者干脆颁布新的法规。
刘志山自然充分学习、掌握了刑诉法，因此才一再强调、暗示自己没有干出格的事儿。
冯霖颔首，转移话题问道：“被抓的一十三名吸毒人员，统统都是砍手党匪徒”
“算是吧。”
“算是”时佳仪皱眉：“什么意思”
刘志山解释道：“根据这些人的的供述，砍手党这个名字其实并不太切合，武力抢劫只是他们的犯罪业务之一，实际上，他们还涉及组织、强迫他人卖银，走私独品乃至拐卖人口等，是个组织型立体化多方位犯罪集团，而非单纯由劫匪组成的散沙式犯罪分子聚合体。”
冯霖挠了挠头。
筱晓贝和他说过，刘志山打算报考公安大学的侦查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所以
说话听起来很累
但刘志山说的其实也不高深，再者冯霖也是本科警校出来的，听懂他所说问题不大。
只不过平时大家交流讨论案情，大多还是以口语化叙述为主，很少听到这些正儿八经的词汇，有些难以适应。
刘志山似乎看出冯霖的不适应，立马换了个风格，说：“这十三人当中，有两个是拉皮条的，三个是手里有点独品的小混混流氓，剩下八个才是我们理解的砍手党匪徒，其中四个瘦猴开摩托，四个壮汉砍手抢财物。”
“哦，那俩见到我们进来就立马跳楼的家伙，就是一对砍手抢劫的搭档，他俩手上背着人命，还不止一条，自知被逮住了拖拖吃枪子，所以干脆孤注一掷跳楼求生。”
“嗯，这是其余嫌疑人提供的线索，他俩没否认，但也没承认，一言不发。”
时佳仪捏了捏下唇。
片刻后，她说：“既然是组织化犯罪集团而非一团散沙，管理上应该相当严格才对，怎么会出现负责不同犯罪链的团伙聚在一块吸毒的事儿”
“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刘志山耸肩：“不过我估计，这帮家伙也就是群外围底层成员，说白了就是被该团伙养着的一群不成气候的小混混罢了，管理上不那么严格，应该也不奇怪吧”
“不，很奇怪。”时佳仪摇头：“其他人好说，但负责砍手抢劫的匪徒绝对不会是普通小混混。”
“对。”冯霖点头：“关于这点，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每一名匪徒，至少持刀行凶的匪徒，都不简单，至少都接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刘志山摇摇头：“毕竟在现场，我就只问了几个基本的问题而已，根本没有细致审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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