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逃兵、不法分子在郡内的山林落草为寇。
这些土匪势力以宋致远的燕山土匪规模最大。
如果仅仅是不法分子和逃兵为主，北地郡的匪患倒也处在可控规模。
鲜卑人的连续入寇和官府的不作为让太多的平民家破人亡，丧失了生活来源。
秋收已过，家中无钱又无粮，留在残破的家中，必然会死；上山落草，可能死，也可能不会。
因此，落草为寇成了平民谋生的一个最主要选择。
被逼落草的平民才是土匪中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些平民有的因为躲避战乱上山落草，有的是被土匪掳掠上山被迫入伙。
除了少部分的铁杆悍匪，大部分的土匪并不是铁了心作恶。
赵哲的诏书，其实对减轻匪患有一定的帮助。
孙立德就在漠杨城外见到过一些土匪出身的义军。
但凡有选择的机会，大多数人不愿意当土匪。
也正因此，很多土匪会觉得当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至少能够得到官府的接济。
孙立德知道，这些土匪头子打错了算盘，汉国本就没有官府养兵的传统，除了战事，平日的军备和粮饷都是自己管理。
孙立德的锐士营之所以有官府提供的饷银，那是因为北地郡的郡守柳鸿远。
如果没有柳鸿远的支持，锐士营将会和大部分的汉军营伍一样，自己承担粮饷和军备。
也正因此，汉国的营伍大多军纪极差，军官很难约束住手下将士，哪怕是各个周郡的郡城兵。
神机营、突骑营和铁壁军都是用钱砸出来的强军，只有金钱跟上了，士兵们才愿意卖命。
尽管汉国军制有很多缺陷，但汉军的战斗力依旧在中华诸国中排名靠前。
汉国虽然不提供作战部队军备和粮饷，但是战利品清点标准放的很松。
战利品的缴获几乎是士兵们的唯一生活来源。
也正因此，将士们在战场上厮杀起来很勇猛，汉国将士的敢战风气在整个中华大地都很出名。
汉兵的敢战又和周人的勇武不同。
如果说周人会因为敌人的强大激发斗志，那么汉兵只会因为敌人的强大而丧失战意。
为了维持麾下将士们的战斗力，孙立德决定实施自己的剿匪计划。
北地郡，尤其是北地郡的北部，充斥着各类武装。
被汉军无能刺激到的不单单是鲜卑人，受到兵灾的灾民同样也受到了刺激。
无力反击鲜卑人，汉国官府的威望在平民百姓的心中正不断失去失去分量。
建立信任需要很长时间，毁掉信任却只要一瞬间。
赵哲的诏书同样也限制了小匪帮的投靠，诏书上最低一百人的下限，就已经关闭了很多小匪帮从良的门路。
组织起一百人只是一个开始，如何管理和维持住这支部队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连孙立德都觉得养兵吃力，更别说其他小匪帮了，能够变身为义军的武装只是少数。
受部队规模限制和军队战斗力限制，孙立德不能选择强大的土匪当做目标。
孙立德选择目标的目的只有两个:1、有钱，至少战后能够得到大量战利品；2，较弱，孙立德的部队能够将这支匪军一口吃下。
早在练兵的这两天，孙立德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打听过境内的土匪。
孙立德从形形色色的匪帮中挑选了两个目标。
孙立德挑选的第一个目标是升龙岗，孙立德还是一名士兵的时候到达过这个山岗。
升龙岗位于清马城北部，丘陵地形，适合步兵作战。
据说，升龙岗内有一伙大月人的乱军，领头的首领是一名大月人百夫长，因为打了败仗怕追责，索性落草为寇，打家劫舍，倒也吸引到了很多人投靠。
孙立德的第二个目标是景安村，这个村庄原本就是一座军事重镇，柳鸿远曾经以此处为据点和金乐成进行反复拉锯。
鲜卑人屠村之后，这个村庄被废弃了，一伙马匪占据了这个村庄，打劫往来客商。
为了达成作战任务，孙立德给士兵放了半天假，自己也去城里补足了箭矢。
第二天一大早，孙立德带着部队朝着升龙岗方向行军。
如果是骑马，孙立德只需要半天时间就能到达升龙岗，然而汉军缺马，只能以步行方式行军。
在黄昏的时候，孙立德率领部队来到了升龙岗外。
升龙岗的土匪很有侦查意识，在岗外有探子值守。
汉军刚刚出现就被升龙岗的探子发觉。
大月人的探子骑马，汉军追击不及，孙立德发现军情暴露之后，倒也没有强行发动进攻，而是命令士兵原地休息，恢复体力。
得到探子的汇报，升龙岗的土匪派出了使者，询问孙立德的意图。
这也是一种常规操作，大家都生活在乱世，存活已经很不容易。
除非强弱之势悬殊，否则的话，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冒着两败俱伤的后果去妄动刀兵。
孙立德本来就是来剿匪的，他就没有跟升龙岗的这伙土匪谈判的打算。
孙立德确实有招募土匪为己所用的计划，但那不是现在。
为了夺取财物，训练士兵，孙立德这一仗必须打。
汉军需要时间恢复体力，孙立德也不想过早的激起土匪的斗志。
为了给士兵们争取休息时间，孙立德假装接受谈判，向土匪提出了索要粮食的条件。
为了不让土匪们轻易答应，也不希望激起土匪的凶性，孙立德的出价不算高，也不算低。
如果要价太高，土匪们会铁了心反抗到底；如果要价太低，土匪们答应花钱买平安，孙立德就被动了。
谈判，也是一个技术活。
大概是岗内的物资储量远远超出了孙立德的报价，这个土匪头子不甘心放弃财物，只好一次次派出使者和孙立德讨价还价。
尽管孙立德一直控制着谈判的节奏，双方还是谈崩了，使者走之前发出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