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红姐又是早早地回了家。我正在房间里复习功课，抬头看见红姐推门走进来，诧异地问道：“我还准备11点去接你呢，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红姐一边脱着厚重的棉外套，一边幽幽地答道：“说是厂里的材料不够了，现在每个班都要匀着用，我们今天的定额用完了。”
“每个班匀着用还不如一个班集中生产呢。”我不满地抱怨了一句。
听了我的话，红姐弯弯的眉梢扬了下：“现在我们挡车都是按计件发钱，你一个班用了别人的定额，别的班没活干了，拿什么发钱，怎么生活呢。”
听了红姐的话，我心里不舒服，就岔开了话题，随口问道：“你回来的时候，那个叫花子还在门口吗”
红姐咬着薄薄的双唇，瞥了我一眼：“他不是叫花子。”
“他不是叫花子你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叫花子”我一时不明就里，略微有点吃惊。
红姐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白皙的面颊透出淡淡的红粉：“他又没有要饭，怎么能是叫花子呢”
红姐的回答让我一时语噻。是啊，真是挺怪异的，他没有在门前要饭，也没有乞讨别的东西：“不叫叫花子，哪该叫个啥呢叫流浪汉”
红姐开始低头收拾床铺，莞尔片刻，才回答道：“他应该不是流浪汉，他应该是有家的”
我看到红姐若有所思的样子，一时好奇，不由地又追了一句：“他有家，你是怎么知道的”
“每个人都有家，要不然他是从哪里来的”红姐理好了床铺，拿起脸盆出门去了。
望着红姐出门的背影，我心里一时有些惆怅，知道她心里可能思念小壮了。等红姐回到屋里时，我故作轻松地提议，过几天抽空回趟家，去看看小壮。红姐听了我的宽慰，脸上露出一丝落寞的笑容，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的几天，这个有点花痴的“叫花子”依旧像幽灵一般，从白天到晚上都在厂门口游荡，让打门里进进出出的女工们心生恐惧。门卫值班的几个老娘们撵了他几次，“叫花子”都置若罔闻。最后，门卫没有了办法，就打电话给了城西派出所，派出所问明了情况后，说他又没打人没骂人，也不偷钱不毁物，也没有耍流氓调戏妇女，真地想收容他的话，该找民政部门去解决。
纱厂进出的人们在忐忑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就在人们已经适应了“叫花子”的存在时，他却在一个晚上突然消失了。那天正好是红姐上夜班，我被屋外两只呜咽叫春的野猫闹得心烦意乱，它们在周围的房顶墙头上蹿下跳，搅得我整夜都没有能够睡踏实。
“叫花子”就像一个神秘的飞碟，来无踪去无影，竟让大伙心里一下空落起来。当天中午，保全班的人不由自主地议论开来。黄师傅说“叫花子”怎么就自己跑掉了。许班长说他不是自己跑掉的，是省里领导要来市里视察，为了不影响县里的形象，他被县民政局集中收容，用车拉到外地后给扔了。张胖子不服许班长的说法，说“叫花子”是小李一伙人偷偷打跑了的，小李记恨因为“叫花子”吃了亏，才私下里做了这样龌龊的事。不管怎样，有关“叫花子”的风波总算过去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几天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元旦过后，天气愈加寒冷，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刮，像一把把刀子无情划过人们的眉眼，咝咝啦啦的疼痛直往心里钻。今年与往年不同，除了立冬后飘了点小雪花，至今都没有下一场像样的大雪。俗话说：冬天不下雪，春天难耕种，大运河边的人们尽管被冻的缩着脖子，依旧忧心匆匆地期盼着大雪的降临。
这天晚上，我早早地就去了夜校。这学期的功课已经学完，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各科老师轮流到几个班去，做临考前的最后辅导。老师上了一堂课，其余的时间让我们自习，教室里十分安静，我同座的红脸小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腥臭的烟雾熏得人头昏脑涨，呛得人只想咳嗽。
“你不能少抽两支”自打听从红姐的劝告戒了烟后，我已经对这种恼人的烟味有些厌烦了。
就在我与小齐说话的时候，坐在我们前排的一个女生回过脸来，捅了下我的胳膊;“那人是不是来找你的”
我抬起脸来，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张须发杂乱的面孔，正隔着门上的玻璃，冲我挤着眼睛。三哥我心猛地一抽搐，赶紧丢下手里的书本，立起了身子，急迫地跨过小齐臃肿的身躯，冲到了门旁。
“三哥，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拉开了房门，想去抓三哥的右手，可是却一把捏了个空，一下子愣住了。
“哎丢了。”三哥用左手把头上遮住了眉毛的旧棉军帽，往上稍稍推了下，落下来使劲拍了把我的臂膀，“要不是我丢了这支臂膀，不仅出不来，可能还得死在里面。”
“你的手这是咋回事”我有些发懵，依旧攥着松软的棉袄袖子。
“不说这个啦，这么晚来找你，就是让你赏我口饭，我现在是身为分文，一天没东西下肚啦。”三哥硬朗的脸上显出了一丝从未有过的羞赧。
“我去给老师请个假，咱们这就去旁边的红卫饭店。”我听了三哥的话，心里一阵发紧，赶紧答应道。
“别去什么红卫饭店了，你也不是有钱有权的主，咱们就去汽车站门前吧，有口热酒润润嗓子就行。”三哥晃荡着衣袖，在我耳旁压低了声音。
我回到教室，向红脸小齐借了50元钱，又去办公室跟于老师请了假，到车棚推出自行车，带上等着我的三哥，匆匆出了工会大门，顶着呼啸的寒风朝汽车站奔去。
我们来的有些晚老，再加上天冷客人少，汽车站前的小酒馆开始打烊，已经不接待客人了。我们一连问了好几家，才有一位小老板愿意捅开炉子，再为我俩炒几个热菜。我们坐下后，要了两瓶精装的“运河大曲”，三哥嘎巴一声咬开了瓶盖，还没有等老板把菜端上来，就一抑脖子灌了两口。
在这个星月全无，寒风刺骨的夜晚，我与三哥一共喝了三斤多。在酒桌上，几乎都是我在不停地问话，三哥被动地应答着。我急迫地想了解眼前这个神秘而沉闷的男人，可就是这样，也仅仅明白了一个大概。三哥与师傅曾经是发小，他的父亲与师傅的父亲曾经是生死战友。后来，两人因为观点不同闹翻了。在三哥的父亲遭人揭发，被说是曾经叛变过敌人，三哥的父亲要求鲁大个子出面，为自己的清白作证，但是，鲁大个子尽管没有落井下石，却为了自保不愿出面，最终致使三哥的父亲身陷囹圄，惨死在了西北戈壁滩上。三哥从小落难，四处漂泊，他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叛徒，一直想要寻求真相。在他成年后的追访中，逐渐发现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真得出过叛徒，但是到底是谁，却一时真假难辨。就在他发现了蛛丝马迹，想进一步追查真相的时候，却莫名地被人告发，在严打中以流氓罪逮捕。三哥说，他感到是有人害怕他揭露了真相，是想着要置他于死地。
我与三哥在午夜时分走出了小酒馆。因为我早早地就把五十元钱全交到了小老板的手中，他才毫无怨言地等了我们这一晚，要知道当时吃这样一顿饭菜，是不会超过二十元钱的。
夜色如磐，街灯灰暗，风吹到脸上又冷又疼，我邀三哥去西张庄凑合一晚，他摆了摆独手拒绝了。三哥用左臂使劲地拥抱了我，呵着酒气，凑到我的耳边：“兄弟，你师傅鲁豫是个聪明人，跟他爹鲁大个子一样。你三哥是一个笨人，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我还会走下去，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心里能够敞亮开来。”
我眼圈有点发热，声音止不住打着颤：“三哥，你下一步要去哪儿”
“我先去南方，当年的发小大都去那儿发财了。”三哥又用力拍了下我的脊梁，“我不会忘了你的，在号子里就认了，咱俩有缘，算是一路人。”
三哥放开了拥抱我的左臂，扭过头去，步履踉跄地走了。萧杀的寒气浸透了我身上厚厚的工作棉衣，不由地打了个寒噤。一只寒鸦惨叫几声，从路边的梧桐枯枝中掠过，夜深人静中凄凉又悲怆。我醉眼惺忪地看着三哥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