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教倾向
有一点必须谨慎：在创造故事“论战”的维度时，必须万分小心谨慎地给予交战双方同样的火力。在构思那些与你最后陈述相矛盾的场景和序列时，必须像构思那些强化你最后陈述的场景和序列时一样，赋予等量的真理和能量。如果你的影片以反思想结尾，如“犯罪有益，因为……”，那么你就必须放大那些可以引导观众觉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序列。如果你的影片以正面思想作结，如“正义胜利，因为……”，那么你就必须强化那些表达“犯罪有益且非常有益”的序列。换言之，不要偏向“论战”的任何一方。
如果，在一个道德故事中，你准备把反面人物写成一个无知的傻瓜，并自作自受地导致了自我毁灭，难道我们就因此确信善良将会战胜邪恶吗？但如果，你像古代的神话作者一样，准备创作一个几乎无所不能、快要得手的反面人物，你将会迫使自己创造出一个足以应付这一场面，并变得更加强大、更加高明的正面人物。在这种平衡讲述手法的运用之中，善良战胜邪恶的胜利才变得切实可信。
危险之处在于：当你的前提是一个你感到必须向世人证明的思想，而你把故事设计成一种对那一思想不可否认的论证之时，你便已把自己推上了一条说教之路。在急欲劝诫的热情之中，你将会压抑另一方的声音。在你将艺术误用和滥用于说教之时，剧本将变成一部论文电影、一通欲盖弥彰的布道，因为你试图通过这部影片而一举改变整个世界。说教根源于一种天真的热情，认为虚构作品就像手术刀一样可以用来切除社会的毒瘤。
这种故事大都采用社会剧的形式，一种具有两个限定性常规的沉重类型：指出社会弊端；戏剧化地展示疗救办法。例如，作者也许会断定，战争是对人性的摧残，而和平主义是其疗救方法。由于他周身沸腾着一种急欲让我们相信的激情，因此他笔下的好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而他笔下的坏人也都是非常非常坏的人。所有对白也全都是对战争无益和疯狂的“切中要害”的悲叹，认为战争根源就是“统治集团”的肺腑宣言。从提纲开始到最后定稿，他在银幕上填满了令人作呕的画面，以确保每一个场景都在替他大声疾呼：“战争是一种摧残，但是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战争是一种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的摧残……战争是一种可以用和平主义进行疗救的摧残……”直到你自己都想端起一把枪来。
这并不是说，从一个思想观念开始就必定会产生说教般的作品……但这确实是一种风险。随着故事向前发展，你必须心甘情愿地去关照相反的甚至是对抗的思想。最优秀的作家都有一副辩证的灵活头脑，可以轻易转换观点。他们既能看到正面，也能看到负面，还能看到所有不同程度的反讽，并真心实意令人信服地找出这些观点中蕴含的真
在于你能多么强硬地断言你的主控思想，而在于它将如何战胜你为它部署的各种强大的对抗力量。
我们可以来看看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三部反战影片中无与伦比的平衡。库布里克和编剧对影片的反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而能看到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他们的故事揭示出，人类本性中具有与生俱来的好战、嗜杀的一面，而战争只不过是这一维度的逻辑延伸，使我们不无战栗地意识到，人类喜欢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千万年来如此，当下如此，在一切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如此。
在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中，法国的命运取决于不惜一切代价打赢那场对德国的战争。所以，当法国军队从战场上撤回时，一位暴怒的将军炮制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激将战略：他命令炮兵轰炸自己的部队。在《奇爱博士》中，美国和俄罗斯双方都意识到，在核战争中，不败比取胜更加重要，所以双方都制定了一个保持不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那样的有效，最后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化为灰烬。在《全金属外壳》中，海军陆战队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如何劝说人类摒除禁止同类弑杀的天条。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对新兵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敌人根本就不是人，于是杀人就变成了轻而易举的事，即使他是你的教官。库布里克知道，如果他能给予人类足够的弹药，那么人类必定会开枪打死自己。
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个鲜活的比喻，告诉我们“生活就像是这样”。有史以来，所有经典作品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解决办法，而是一剂令我们保持清醒的良药。并不是答案，而是富有诗意的率真，它们把人类世世代代之所以为人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可回避地昭然于天下。
◎理想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反讽主义者
作家及其讲述的故事，根据其主控思想的情感负荷，可以不无裨益地分为三大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