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显然没有辜负他这十几年来对东亚文化的的勤恳钻研，人虽还未见到皇帝，礼却先托主客司官员送到了朱翊钧面前。
当张诚将一座镀金铁质的西洋自鸣钟摆到乾清宫西暖阁时，朱翊钧不由会心一笑。
果真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历史上万历二十九年的利玛窦来北京朝见万历皇帝，送来的贡礼也是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
不得不说，晚明面对的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友好的。
万历皇帝收了钟，也没像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那样以为洋人送钟是为了给大清“送终”来的。
此刻朱翊钧注视着自鸣钟，同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一样入迷地盯着那罗马数字间指针的跳动。
直到小钟内部一阵躁动后发出“当当”的鸣响，方才开口道，
“张诚，你觉得这钟怎么样啊”
张诚笑道，
“这外夷送来的东西，再新奇也不过是件玩意儿，奴婢怎么瞧都觉得不如咱们大明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好。”
朱翊钧知道张诚这话是专门说来阿谀皇帝的，心里其实也未必是那么想，于是道，
“洋人的一片心意嘛，再说，这个若是搁在西暖阁里，朕用来看时辰也挺方便的。”
张诚一听皇帝表了态要将这件西洋玩意儿留在跟前，忙换了语气道，
“皇爷说得是，只是这东西声音太大，奴婢怕它扰着皇爷日常歇息。”
朱翊钧想想也是，
“那就派几个匠人或内侍，去向那夷人学学怎么调试这钟表，掐个声也不是甚么难事嘛。”
张诚道，
“那奴婢就从司礼监里头派几个亲近的人去罢。”
朱翊钧点头点到一半，像是半当中忽然想起甚么，特意嘱咐道，
“学技术无妨，不过你可看着一点儿，别让宫里的人无端将那些外夷欺负了。”
张诚一怔，转而笑道，
“奴婢们哪里敢欺负外使啊”
朱翊钧点点头，并不告诉张诚他的担忧是有原因的。
历史上利玛窦在万历二十八年第二次试图觐见万历皇帝的时候，就在山东临清受到了太监马堂的刁难。
马堂当时时任天津税监兼临清矿税税监，万历皇帝急于敛取矿税，对派去地方的税监都视作心腹。
因此即使利玛窦在中国已经结交了不少士人，也没人敢冒着得罪矿监的风险为他解围。
于是马堂不但借势敲诈了利玛窦一行，还强行夺取了利玛窦带来的一半珍宝。
这件事导致利玛窦对中国宦官这个群体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印象。
好在当时利玛窦致力于劝说万历皇帝皈依天主教，所以还能忍受太监的无礼举动。
可朱翊钧接见范礼安，却是为了要与西方合作。
因此他不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让范礼安留下不好的印象，毕竟宦官的存在其本质是为皇权服务的。
“朕嘱咐一句罢了。”
朱翊钧盯着自鸣钟左看右看，
张诚应了一声，又笑着恭维道，
“皇爷是好兴致，依奴婢看，这玩意儿还不如乾清宫前的日晷嘉量呢。”
“日晷”和“嘉量”分别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器和计量器。
虽然到了晚明，这两样东西已不再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但为表示帝王在“授时”、“授量”方面至高无上的权威，紫禁城中凡需要表示皇权威仪的宫殿前都陈设着日晷嘉量。
朱翊钧自然听出这又是张诚的另一番恭维，可他笑归笑，心头却忽然掠过一阵惊疑。
后人都说慈禧太后不喜欢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自鸣钟，是觉得“送钟”的谐音不吉利。
可满清入关后的皇帝也都住在紫禁城，他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各个宫殿前的日晷嘉量。
那么慈禧太后在收到英国的自鸣钟后，是不是因为她怀疑英国人在暗示“中国的皇帝再也无法掌握授时授量之权”，这才勃然大怒呢
“当当”的鸣响停止了，自鸣钟又恢复了嘀嗒嘀嗒的指针跳动。
“确实不如。”
朱翊钧慢慢开口道，
“朕也以为不如，可夷人未必会这么觉得。”
张诚附和道，
“可不是，那外夷如何见识过我大明之豪富”
朱翊钧笑了笑，道，
“不错，夷人远道而来，朕不能自失风度。”
“来替朕更衣，朕在文华殿召见那范礼安。”
朱翊钧一发话，立时便有一群宫人上前，搀扶着皇帝从榻上起身。
张诚问道，
“皇爷可需要从四夷馆召两个译字生在一旁伺候”
朱翊钧道，
“不必，朕这回只召见那范礼安一人。”
“朕听潞王说，在濠镜的洋人几乎都精通汉语，他又取了这么个汉名，想来是不需要译字生的。”
张诚躬身而应，接着赶忙下去传旨。
约摸一炷香的时间后，朱翊钧便在文华殿中见到了范礼安。
范礼安当然不叫范礼安，他的原名是亚历山德罗范礼纳诺，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
万历十六年的范礼安四十九岁，临近知天命的年纪，却仍是精神抖擞，红发茂密，胡须齐整，湖一样的蓝眼睛还透着理想不灭的明光，教人一见就心生好感。
其实客观来说，晚明的传教士也没甚么理由让人反感。
和唯利是图的商人比起来，传教士的目的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单纯的，其侵略性和晚清那些各怀鬼胎的来华教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说，晚明的传教士几乎个个都是亲华派，而范礼安是比亲华还要更“亲”一些。
历史上的范礼安是首先提出在中国应使用“入乡随俗”布教方式的传教士。
他曾在寄往欧洲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而有价值的民族，中国人尊重学问，而且愿意用明智的方式聆听任何陈述。
据此，他认为，所有派往中国传道的人，都必须学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