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科夫等维尔纳说完，把自己对阿西娅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最后说道：“编剧同志，一本书如果出版后，不进行宣传，恐怕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一本不被读者所知晓的话，要想一天卖出几千本，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维尔纳听后索科夫的分析，沉思了许久，最后说道：“将军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要在报纸或广播里，对这本书进行宣传，恐怕也要等好几天，才能起到相当理想的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在书店的门口摆一块小黑板，写上新书的名字。并在书店正对大门的位置，摆一个小书架，把新书放在上面，让读者一进门就能看到。你看这样行吗？”
“可以，可以。”索科夫对维尔纳的说法非常赞同，毕竟这是自己提出的，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增加新书的曝光率，让更多的读者知道有一本反映卫国战争女兵的新书出版了：“我相信这么做了，对新书的销售将有极大的帮助。”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维尔纳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对索科夫说道：“将军同志，我今天遇到一个人，他知道我认识伱之后，向我打听你的电话和住处，说准备来拜访你。”
“有人要来拜访我？”索科夫有些纳闷地问：“他有没有说自己是谁啊？”
“他说，他叫加夫里洛夫。”维尔纳说道：“他说你在东普鲁士地区作战时，把他从德国人的战俘营里解救了出来，并委派他担任我军设立的战俘营负责人，专门看管那些被我军俘虏的德国人。”
“原来是他啊。”得知要找自己的人，居然是加夫里洛夫，索科夫不禁笑了起来：“编剧同志，他是一位值得我尊重的指挥员。”
听索科夫这么说，维尔纳不禁皱起了眉头，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个上将居然说一名少校是你所尊重的人，你确定你没有说错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维尔纳试探地问：“将军同志，你很了解这位少校吗？”
“当然，编剧同志。”索科夫觉得加夫里洛夫的事迹，完全可以用来拍那部《兵临城下之决战要塞》，便对维尔纳说：“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完全可以用来拍一部新的电影。”
索科夫的话引起了维尔纳极大的兴趣：“将军同志，你说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经历？”
“他原来是布列斯特要塞步兵第44团团长，”索科夫简短地说道：“战争爆发那天，他收容了几百名战士坚守要塞，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利用简陋的武器和敌人进行顽强地战斗。当缺乏弹药、粮食和水的部队消耗殆尽之后，他一个人留在要塞里和敌人打游击，坚持的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直到最后负伤被俘为止……”
索科夫讲述加夫里洛夫的故事时，维尔纳拿着笔在纸上不断地记录着，似乎要把这位英勇的要塞保卫战的经历全部写下来。当索科夫停下之时，他还有一些着急地问：“将军同志，你怎么不讲了？继续讲，我准备把少校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改编为电影剧本。”
“编剧同志，你不是知道加夫里洛夫少校在什么地方么？”索科夫对着话筒说：“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故事，完全可以上门去找他，让他给你详细地讲述一遍，以方便你收集素材。”
“没错，没错，将军同志，你说的没错。”维尔纳点着头说：“我的确可以直接去找加夫里洛夫少校，向他了解当年在布列斯特要塞里所发生的一切。对了，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你。”
“将军同志，我是这样想的。”维尔纳谨慎地说道：“一个刚刚经受了战俘营那恐怖的、灭绝人性的制度的考验，忍受了敌人对手中战俘非人侮辱的人，在获救之后，居然被你直接任命为战俘营的负责人。他在战俘营里是否会变得冷酷无情，以某种方式把他所遭遇的不幸，统统报复在敌人的身上呢？”
“编剧同志，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索科夫回答说：“他在这方面加夫里洛夫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党员，以及苏联人的胸怀和气质。他以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把监押战俘的工作组织得无懈可击，甚至还预防了战俘中疾病的流行。我听说，他获得了表彰他在战俘营工作出色的奖状。”
“原来是这样，看来他是一个不错的人。”维尔纳在放下电话之前，征询索科夫的意见：“如果他再问起你的电话和住址时，我能告诉他吗？”
“当然，当然可以。”索科夫很干脆地回答说：“你完全可以答应他的这个请求。顺便转告他，只要他有时间，随时可以到我家里来做客，我和我的妻子都欢迎他的到来。”
当索科夫放下电话时，阿西娅好奇地问：“米沙，谁要来我们家做客？”
“加夫里洛夫，”索科夫向维尔纳讲述加夫里洛夫的故事时，阿西娅当时正好出门去邻居家了，没准听到自己所说的话。此刻听她问起，索科夫便重新把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故事，向她详细地讲述了一遍：“他是一个英雄，可惜暂时没有获得与他贡献相匹配的功勋，真是有点遗憾。”
“米沙，你说敌人围困要塞时，加夫里洛夫少校让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出去向德国人投降。”阿西娅好奇地问道：“我想问问，这些妇女和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战争的第二年，德国人把这些妇女和孩子都枪杀了。”
阿西娅惊呼一声后，紧张地问：“这么说来，加夫里洛夫少校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德国人杀害了？”
谁知索科夫听后却摇摇头说道：“加夫里洛夫少校的妻子和样子科利亚，在德国人转移他们的途中，趁着德国人不注意，悄悄地脱离队伍，逃进了附近的森林，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
“那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听说加夫里洛夫少校的妻子和孩子活下来了，阿西娅的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她继续问道：“那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少校有没有和他们团聚？”
索科夫听到这个问题，差点脱口说出了标准答案：1956年，在要塞防卫战的英雄们重返布列斯特的日子里，一个女市民来到宾馆会见加夫里洛夫，告诉他说他的妻子还在人世，现居布列斯特州的残废人之家。于是，加夫里洛夫通过有关方面查询，发现自己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加夫里洛娃，果然住在科索夫区的残废人之家。当晚他就驱车飞驰百余公里，找到了自己的妻子。
但如今距离加夫里洛夫和妻子冲锋的日子还有足足十一年，他这个时候说出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只能违心地说：“当初我把少校从战俘营里救出来之后，就曾经托人打听他的妻子和养子的消息。但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