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炮兵军官解释说，这种碉堡正面呈圆形，受力面积大大减小，而且有很好的反弹作用，很多炮弹都给弹开了，另外碉堡大量使用花岗岩建造，因此异常的坚固，如果没有更大型的火炮，很难轰开。
瑞典人其实不知道，客家人擅长建造碉堡，但并不是完全用花岗岩建造，而是多层复合结构，内层使用夯土加上木材，只有外层使用花岗岩，第一是节省了材料，第二这种复合式结构，不但有抗击作用，里层土木结构还能起到缓冲作用。
当地人非常着急，已经到了自己的家乡，看到了自己过去耕作的田地，行走的小路，但是却打不开客家人的碉堡，有几个心急的乡绅立马就请愿，说让官兵给他们压阵，他们带着乡勇冲一冲。
朱敬伦拒绝了这种拿任命填坑的建议，告诉当地乡绅等一等，既然需要更大的炮，那就把更大的炮拉来，了不起弄两门要塞炮来。
第一仗就不顺利，方山感觉到不对劲，算命先生总是相信自己有某种冥冥中的感觉，建议朱敬伦不要硬攻，得智取。
朱敬伦笑道：“就是要硬攻，只有硬攻才能最大程度的震慑住人。小炮不行，我们就用大炮。”
方山叹道：“我总觉得要出事。”
朱敬伦摆摆手：“既然你觉得要出事，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反正等大炮还要一段时间。其实我也觉得要出事。”
朱敬伦说的要出事，跟方山的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他不知道，朱敬伦只知道英法联军那边应该有动静了，他至少要回去一趟。
于是留下侯进和瑞典顾问团在此，他随着去接重炮的兵船回到新安。
果然不平静。
1860年3月8日，英国公使普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根据政府训令，向清廷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四项要求：
第一，为大沽口事件向英法道歉并归还被清方掳获的枪炮船只。
第二，有礼貌地接待英法公使溯白河进京换约并充分履行条约。
第三，前已答应的英使不驻京作为罢论，今后英使是否驻京由英法自己说了算。
第四，为大沽口事件向英法赔偿，数目的多寡就看清方对以上各款照办的迟速。
朱敬伦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四月底了，因此这份通牒广東也收到了，清廷的态度很不在乎，但是柏贵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清廷不知道英法的实力，柏贵在广東待了几十年，他对洋人的情况了解的更清楚，他知道这两个国家，现在谁都惹不起。
朱敬伦又不在，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会不会再次图谋广州，朱敬伦建立的虎门要塞能不能挡住洋人的舰队，这座要塞群耗资百万两，这几年新安厘局的银子可都砸进去了，他柏贵可是一分钱都没从朱敬伦手里抠拿，图的就是一个踏实，但是一想到当年林则徐没有挡住，叶名琛也没有挡住，他就对用炮台对抗军舰，没有什么信心了。
柏贵的态度通过富礼转达给了朱敬伦，富礼在朱敬伦不在这段时间，就一直驻在新安，不是他想留在这里，而是柏贵根本不放心。
朱敬伦让富礼放心：“我敢立军令状，如果洋人踏过虎门一步，我愿自戕”
富礼道：“你有把握就好，没人想你自戕。我这就告诉总督大人去。你说话可得算话，可别骗我。”
富礼自己其实也很担心。
朱敬伦叹道：“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新安这里，洋人对九龙虎视眈眈，赤湾炮台虽说也安装了新炮，但总不如虎门要塞那里的炮多，最重要的是洋人可以走陆路，从九龙登岸，只要他们下定决心，真的不好守啊。”
富礼叹道：“如果新安守不住怎么办，洋人如果要割地，朝廷会答应吗”
朝廷会不会答应这还用说，北jing城一旦陷落，咸丰什么都会答应的。
那么到时候如何保住九龙呢。
撇开感情问题，九龙割不割给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大势没什么影响，因为香港岛都已经割让了，多割让一个九龙司也不算什么，更何况英国人只要一部分，并不是割让九龙半岛全部。
朱敬伦也知道，英国人要割
让九龙司，也不是出于领土问题考虑，主要是他们的洋行需要一块土地建立仓库。
但这同样是朱敬伦最关心的问题，他在赤湾开港贸易，最重要的就是出于经济目的，就是为了收每年一百多万两的关税，如果能够遏制香港的发展，朱敬伦相信，赤湾这里的贸易额会更大，税收会更多。
所以朱敬伦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保住九龙。
但是打是不可能打得过的，就算法国人不参与英国人夺取九龙的行动，光是英军，那可就是一万多人，跟一万多英国现代军队野战，目前的朱敬伦还做不到。
硬碰硬不行，那就只能采取其他的手段，让朝廷顶住压力也不可能，咸丰那帮子人眼里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东北老家哪里的国土说割让就割让，更何况南方偏远地区的小小半岛，恐怕九龙司在他们眼中的分量，还不如割给俄国人黑龙江流域那些荒地呢。
跟侯进商量了一下军事问题，侯进表示派出去的一百人已经开始对上万乡勇进行训练，目前都很听话，没有出现问题。
就是九龙司哪里也很顺利，就是当地的乡勇很紧张，他们阻断各地交通，目前九龙司的走私都完全杜绝了，不管是以华人还是洋人想走私，都会北揍死。
据说因为走私鸦爿，就连九龙副将杨以德手下兵丁都被打了，当地乡勇还带人堵了九龙城半个月，是侯进派人去劝说才放开了九龙城。
侯进说民心可用。
是啊，民心可用。
朱敬伦脑子一动，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用民心了。
翻开史书大家会发现，清王朝在跟洋人的外交文件中，动辄就以百姓来威胁洋人，这可不是他们一直就有的习惯。
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百姓成了清廷用来威胁洋人的工具呢，大概是鸦爿战争之后，倒不是三元里这种小胜利让清廷觉得洋人怕百姓，而是广州爆发的反入城运动开始的。
第一次鸦爿战争后，洋人取得了入城居住权，但是老百姓不乐意，此时的中国老百姓，眼里对非汉人的民族充满了歧视，连本土的非汉人都歧视，更何况洋人了，所以广府人跟客家人相互说对方不是汉种就是一种很严重的侮辱，双方都想方设法的强调自己是从中原来的纯正汉人。
因此广州老百姓一听洋人要进城跟他们住在一起，这还了得，谁愿意自己家附近住一群不知礼义廉耻的夷人啊，那会带坏小朋友的，听说夷人还吃人，喝人血等等。
人们总是习惯把一些恐怖的事情加在自己不了解的事务上，西方人也一样，直到21世纪还有一些西方人认定中国人吃小孩呢。
于是广州的民间力量，从乡绅到商人，再到普通的市民，纷纷请愿，要求官府拒绝洋人入城，官府夹在两面为难。此时英国人一靠近城市就北市民扔石头，深入乡村还可能被杀，因为反入城而死的英国人，比打鸦爿战争死的还多。
这个运动，让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爿战争之前，都没办法进入广州城。此举被举国上下所歌颂。林则徐在福州也推行过反入城，福州人也抵抗了，但是成效没有广州这么大，林则徐还感慨福建人柔弱，不似人广州民风刚硬。
由于发现民间运动可以达到官方达不到的目的，洋人好似很惧怕扔石头的乡民，而不怕拿刀子的官兵，之后清政府就开始滥用老百姓这个借口了。
以朱敬伦的性格，他是不喜欢采用这种方式的，保家卫国本是政府的职责，算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既然收了老百姓的税，那么就要为纳税人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安全与教育本是应该享有的两项最基本权力，可政府无能，反倒要用老百姓为借口保护自己，这种事做出来真够丢脸的。
可现实是，采用任何正规的外交手段，都达不到保护九龙的目的，朱敬伦也只好打一打老百姓这杆大旗了。
但朱敬伦即便是打这杆不太光彩的大旗，也绝对不会像清廷官员那样滥用，那样动辄百姓如何如何挂到嘴边，早就没有任何力度了。
朱敬伦要让洋人，也要让清廷切实的看到广東老百姓的心声，而且让他们感受到老百姓保家守土的强烈决心。
朱敬伦决定，让所有乡绅联名，写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