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英国政府，他给北京的公使普鲁斯写了一封陈情，他告诉驻华公使，广东地方的世纪情况，让他不得不选择站在取得广东实际控制权的朱敬伦这边，否则有可能损害英国在广东的利益，如果他的行为给英国政府带来了任何麻烦的话他很抱歉，这属于他的个人行为，可以以此向清政府解释。
同时还告诉了普鲁斯，一旦整条珠江开放，那么带来的利益将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广东的对外贸易至少能提升一倍，达到四千万两级别的贸易额，在美国南北战争之际，拥有这样的贸易额，即便是当成一个国家，广东也将是英国的第一大贸易国。
早在美国战争之前，1860年，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品棉布，出口额增长到了4800万英镑，其中印度占了一大半，可是对中国、日本和爪哇等地的输出也很重要，这三地加起来，超过英国对欧洲大陆输出额的60。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国家或者以高关税保护，或者是更先进的技术冲击，大大影响了英国纺织品向欧洲大陆的出口，这导致英国的对外贸易越来越依靠美国和印度，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1860年之后，更是大大增加，上海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的1855到1856年一年，进口的外国船只共489艘，总吨数15587吨，货物总值6492299两。战争结束后的一年，进口船只激增为1806艘，总吨数为419659吨，货值达33702614两。
赫德对比历史数据，认为广州历史上贸易量规模巨大，绝对不会比上海差，只是因为一时的战争，导致了贸易萎缩，他认为一旦珠江开放，广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追上上海的贸易额，届时，广东市场将有可能堪比印度市场带给英国的利益。
赫德在用各种方法游说着他的国家支持他在珠江的行动，而他在珠江的行动，则是朱敬伦支持的，英国支持他，就等于间接支持了朱敬伦，这种外交之间的连带作用，就是朱敬伦让赫德立刻开港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知道清廷要安抚他，所以他要赫德立刻去开港，拿着他的命令去开港，一方面让英国默认他成了广东的主人这件事，另一方面让广东地方看看，他朱敬伦擅自跟洋人勾结开港，而后朝廷不但拿他没办法，还得给他加官进爵，那么之后朝廷在广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从此广东地方官只能听从朱敬伦的命令，违逆了朱敬伦，朱敬伦会收拾他们，甚至他们的朝廷也会收拾他们，而服从了朱敬伦，他们的朝廷却无动于衷。
但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每个人都会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摆在第一位，赫德确实按照朱敬伦的要求去做了，他派去了税务司官员，接收东莞、香山等县的老码头，租房子挂牌开设海关。
朱敬伦的命令也发到了各个县，这几个县都有朱敬伦的军队驻守，主力核心是一百个精锐的火枪兵，外加招募来的一千乡勇，这样的武力，是这些县无法对抗的。
无法对抗不意味着只能接受，他们还是可以消极对抗，外国人叫做杯葛，赫德的人一到各县，这些县令立马就派人去联络乡绅，鼓动他们对抗，乡绅们一听洋人要来，当即就不乐意了，就有附近的乡绅组织乡勇封堵，跟朱敬伦的士兵开始对峙，朱敬伦派人去依次劝说，组织乡绅开会，告诉他们开港是为了做生意，是为了赚洋人的钱，高傲的乡绅们表示，他们不需要赚洋人的钱，他们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洋人到他们县来。
朱敬伦又派人跟他们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只要洋人不来，开不开埠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么好，朱敬伦表示，他就只派中国人来，一个洋人都不会让他们靠岸。
事情这么解决之后，县令们还不甘心，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乡绅们锄头真的很有用，就是蛮横的朱敬伦也会顾忌。渐渐的他们开始串联，已经不止是开埠各县，广州府几乎所有的县都有联系，带头的正是广东首县南海县的县令周士俊。
除了开埠六县之外，朱敬伦也没有闲着，早就派人在其他县张贴告示，告诉各县百姓，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洋人到他们的地方往来。
的盲目排外行为，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
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换一个残暴的军阀，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
他们不敢动刀子，说成是文雅，他们不负责人，说成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但依然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周士俊挂印之后，第二天，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
广州十四县文官，集体在一天之内，闹市挂印，弃官而去，引起轰动。
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挂印而已，如果他们有种，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现在吗，屁事没有。”
然后又道：“写任命书，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让他们出来当县令。”
方山皱眉：“商贾”
朱敬伦点头：“是啊，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
十四县商人当官，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通告十四县，免除来年地亩钱粮”
以商税代农税，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