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觉得，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他们很懂。
朱敬伦认为，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被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给斗倒了，张居正是一个权臣，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但这些心腹并不是新法的受益者，他们只支持张居正，而不是支持新法，所以张居正一死，他的法也就废了。
只有商鞅成功了，因为商鞅死的时候，朝中大部分官员，已经不是旧贵族，而是通过战功爬上来的军功集团，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要维护新法，哪怕在商鞅死了，商鞅的法也会由这些人继续执行下去。
朱敬伦未必能拉拢到全部的乡绅阶层，但是只要有一部分乡绅阶层在自己的改革中，转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将权力放到这些人的手里，朱敬伦认为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所以他跟乡绅代表们商量完后，立刻就宣布，年底之前就会进行第一次候补官员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将跟科举有所区别，比如会考一些数学之类的知识，朱敬伦的理由是，这些候补官员将会处理最具体的政务，工作内容跟过去的小吏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将负责纪律钱粮账册、土地登记等工作，如果连账都不会算，怎么进行这些工作呢。
因此一定的数学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朱敬伦才将自然科学悄悄的塞进了科举这个框架中来，如果这些人依然想要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做官的话，那就必须让他们的子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否则根本无法跟其他阶层的子弟相比。
这一次，朱敬伦也变得不好说话了，他希望旧势力能保持理性，在改革中协商解决利益问题，但是他是有底线的。
立马挥舞着刚刚签完字的规约，厉声呵斥他们，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就要反悔
同时告诉他们，历朝历代科举，要考什么，不都是朝廷说了算，小民什么时候还有权力决定朝廷科考的大事了。
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底线，他不能丢，因为这个权力是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改革中，朱敬伦会采用制度来引导、鼓励甚至逼迫旧势力转型的办法，那么他就必须牢牢掌握住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权力，那一次改革，不都是新势力制定规则吗，让旧势力制定规则来改革，就没有成功的例子。
老家伙们一看朱敬伦发怒了，面面相觑觉得硬顶也不是办法，反正他们得到了公平考试的保证，他们相信他们的子弟读书的水平，远远高于任何其他阶层，不管是穷苦的农家子弟还是刁滑的胥吏子弟，还能考的过他们的子弟
如果真的考不过的话，到时候在想办法。事实上，谁会在乎读书读什么，读书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道德的，早就脱离了儒家修身的目的，而变成了纯粹的考试工具，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官，就是获取权力，就是让自己家族光耀门楣。
所以当朱敬伦不耐烦的走出去后，乡绅们也三三两两一起离开了，之后也没闹出什么动静，撤掉集合起来的乡勇，一场风波就此平静。
很快他们就发现，朱敬伦竟然在每一个县，就开办了一座学堂，名曰县学，告诉胥吏们，让他们的子弟来上学，将来考试就考县学教授的内容。
学堂的老师当然是第一从广州学宫里洋人开办的师范学校培训出来的书生，而他们授课的教材，则是直接翻译的美式教材，暂时只包括小学阶段的数学、几何内容，以及高中阶段的世界历史教材。
朱敬伦认为，对于已经年纪不小的胥吏子弟来说，数学、几何知识是没办法取巧的，只能直接从小学学起，但是历史这种人文的学科，哪怕从高中、甚至大学开始讲起，他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大不了死记硬背，目的不过是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中国，是让他们开开眼界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