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灰色地带 >也说“钱学”
    中华读书报曾发表张蔚星先生的一钱学,对当前的“钱钟书”研究极力贬抑。不久,蒋寅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同类性质的文章。足见人们在这件事上存在极大的分歧。我的看法是“钱学”的兴衰还是顺其自然,一些中青年学人自发自觉地整理、“普及”、“宣传”“钱学”,完全不是坏事,相反,它可以做、应该做、值得做。

    张不这样认为,他的法是必须通洋文、通国学才能阅读钱钟书、研究钱钟书;蒋的看法是不读钱钟书读过的书就不能读懂钱钟书。二人的看法在我看来都是片面的,试以析之。

    明眼人都会发现,钱著中“外国的军火”洋文只是辅助的东西,跳过它我们完全能理解,因为文章对每句洋文都有汉译。钱先生撰写古奥深文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将中外文化打通,得到其中的思想即可将枝节上的问题忽略不计。

    洋文、国学半通不通如我,自信已吸收、消化了绝大多数观点、思想,得益之多超过任何教科书。他的著作比那些有“必读价值”、是“基础性研究”、不乏“学术范式”的东西其身价不知要高出多少

    我一贯认为,对“钱学”只有通盘理解以后才能融汇贯通,真正体会出它内涵的博大精深,结构的新颖独特。

    谈艺录、管锥编固然是笔记体,一则一则的,看上去真像“巧精深”,而非“博大精深”,可是加以联系、梳理以后,就会发现“巧”实在只是表面化的特征,它们的“博大”体现在似嫌松散但前后不无关照的内容之中。

    以管锥编为例,它不用体系,没有整体的结构,“整部书就是片断的汇集”,像一捆手榴弹,虽由个别引语组成,但每次摘引都试图想通电、点火,好比电影蒙太奇,通过千万次的管窥,视野不断扩展,经个别接触而广建联系,利用和发展了中外关于艺术家和学者的观念。

    管锥编的内容太多太杂,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什么样统一的“体系”都装不下这样丰富内涵的思想,所以,他不想建构自己的“体系”或文化大厦,对建立这种“体系”也不感兴趣,认为它存在根性的缺陷。

    在他看来,很多思想体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像一座倒塌了的大厦,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后人利用,正如废墟里的材料。

    一部繁琐的著作中能够留至现在的大抵只是几句话几条定律,而这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又被后人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牛顿的科学论著今天就很难有人去通读。

    一位大哲学家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最终命运比牛顿幸运不了多少。

    钱钟书不愿看见自己的理论著作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只采明珠,让它们一颗颗、一条条置放一处,结结实实、内外放光。

    因此,管锥编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立得住、传得下,在于其质量,货真价实、举一反三、包罗万象,在于它是一个取用不尽的宝库、金矿。

    对此,德国学者莫妮卡与劳斯贝格的文学修辞手册、威洛克的现代文评史、李约翰的中国的科学与发明相类似,管锥编有双重用途,一方面它像一部电脑,储存了很多文学实例,另一方面它又了很多专门研究的题目,每个题目可以做成很长的论文,甚至很厚的学术专著。

    就每则笔记内部而言,它也具有结构,像首尾相衔的蛇,“每段通常由一古籍的片语开始,跟着是批判性的传统解总结,加上中外平行的片语对比,结以钱先生自己的看法,最后常回到原来开始的片语,但有了新的了解。过程是由具体的例子通往较全面性的论点,再回到具体的例子”。

    至于管锥编等钱著内容上的创新性,借卡西尔的法就是,一种观念同其它观念、力量之间的联系,比这个观念身更重要;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见不在于发现了自由、民主、自然等观念,它们身是古老的,而在于它将这些观念组成一种新的关系络,赋以新的分量。

    考究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一切真智慧某个观念不同于别的,它不会过时,也没有发展、创新,不需要发展、创新。有待发展、创新的,的确就剩下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路径或方式,使它处于“新的关系络”中了。

    管锥编等著作的创造性就可以用上面的话来表述。

    从我们的分析可见,蒋寅的如下法十分片面“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甚至也很不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惟一的不同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有材料有结论,推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既无建树,也不抱关心。”

    至于认为“钱学”不够博大,构不成一门学问诸类的意见,我认为正确的法应该是“识其大者得其大,识其者得其”。

    钱先生的见解像王国维那样,一直是“以少少许胜许许多的”。比如他对比喻的研究,如果前后贯通,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

    钱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引用卡莱尔的话“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为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卡氏只强调了比喻作为“筋络”的“隐”的一面,对其“显”的一面没有留意。

    比喻之功如衣服比喻使文意合而不露,托物寓志,恍惚跃如,衣服裹住人体身体从衣服下隐隐托出,二者在此上一致;比喻句文辞焕然斐然,引人神飞意开,衣服则五色鲜明,夺人眼目,二者同样在突出、彰显自己。

    所以,比喻“要直接参与形象的创造,风物的描写,意境的构成,情感的变化,不仅给人以蹙金结绣,的翰藻美,而且给人以埋没意绪的沉思感,修辞之焕乎斐然与意蕴之恍兮跃如是比物此志的”。

    象征和寓意质上,也是一种比喻,只不过是“尽量展开和延伸的比喻”。

    比喻根源于想象、情感,鉴赏根源于移情、人化人的对象化。

    而作为辞藻特色的比喻,在超越所比较的两个东西以后就达到了鉴赏范畴的兼融化合,它追求一种实在的境界,也追求一种超越的境界。

    对禅宗、佛典研究后钱先生还发现“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假如我们从修辞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也许对思辨有些帮助。”“回家”比喻的新奇则全靠想象的大胆,能把表面上相隔很远的东西结合起来,从中摄取最丰富多彩的东西,通过巧妙的配合、联系,产生神异的效应。


章节报错(免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