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古老的生存方式以家族或者部落爲基礎：人們在廣袤的大地上追逐遷徙的獸羣，根據季節不同或捕魚或打獵，再佐以漿果堅果蘑菇等一系列可食用植物與真菌，完全仰仗於自然環境中的供給。
靠山喫山靠水喫水聽起來很美好浪漫，但實際上與野生動物一樣，由於跋山涉水與狩獵運動對於個人體能的極高要求，那個年代容不下任何老弱病殘。人類兒童以及青少年的夭折率極高，進而導致種羣一直都維持在較小的規模。
優勝劣汰是殘酷的自然法則，所有存在於自然中的生靈也都避免不了這一點——但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最大區別，便是具有智慧。
智力與智慧是兩種概念。
前者是高度發達的本能，對於事態具備極高的感知與理解能力——就像能夠預知火山噴發或是地震到來而提前逃離的動物。它們是優勝劣汰自然法則下的產物，遵循極其簡單的邏輯——不具備這種能力的生物都死了，所以倖存下來的經歷漫長時間的演化擁有了應對這些情況的智能。
而後者則更像是一種後天的累積，它不是被動挑選單靠幸運存活下來因而擁有的“能力”，而是一種對於困境解決方法的“思考”。
思考。
是一切的開端。
“如何解決食物供給不均，獵物有的時候能大量豐收喫都喫不完，有時候卻不一定能夠取得的問題？”的思考，帶來了食物保存的習慣。
“如何更高效地捕魚”的思考最終導致了漁網的誕生。
而對於只能依靠捉摸不定的大自然饋贈的不滿，進而引發的關於“穩定生存環境”的思考，則帶來了農耕文明的起源。
自行種植，自行畜牧。將生長與收割都控制在可以掌控可以預估的範疇內，這種變化得極其徹底的思想至今是人類獨有——不光與野獸區分，就連其它幾大種族也並不存在相同的概念。
所以人類發展壯大了，一片片的森林被砍伐開拓作爲農田。充足的口糧保障使得人口發展壯大並且傾向於定居而不再在大地上遷徙遊蕩——“家鄉”的概念由此而生，而爲了管理越來越大的人口規模，社會制度、國家、貴族和平民、法律等一系列概念也都應運而生。
但災害依然存在。
定居以及愈發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人類對天災的抵禦能力大幅度下降——過去僅有數百人的小聚落在遭遇饑荒時可以通過長途遷徙至別的地方尋找食物，但當人口到達了幾百萬時，一旦出現荒年野地裏的東西根本都不夠喫。
而且，如此龐大並且還在不停增長的人口基數引發的資源競爭也極其劇烈——儘管戰爭在久遠的過去部落間就是常有的事，如今卻隨社會制度一併也變得更加“文明而高效”。
追求穩定生存環境的初衷在歷經數萬年演變之後終於開花結果，人類完成了沒有其它任何單一物種達成過的成就：史無前例地將自己的生活足跡遍佈高山與大地冰原與沙漠——可危機的陰影卻也從未消失。
就像上面所提的：過於龐大的人口基數，意味着過於龐大的資源需求。
而這個資源需求的供給出現了問題，會發生的動盪。
——時值8月末，夏末初秋。
短短20天左右的時間，濟州的局勢惡化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武士階級與平民階級公然挑起的矛盾現如今雖然因爲混亂反而尚且還限制在濟州領地內部——武士們忙於應對下克上未能報告，而缺乏秩序和管理的暴民也沒有能力進一步取得成果——但更嚴重的問題纔剛剛顯露端倪。
禍端起源的水俁，是一座兼具了商港用途的漁港。
不知火海肥沃的水域加上大規模定居的漁民高超的技術，使得這裏出產的海產品提供了整個濟州將近5成的副食品。
這是個什麼概念？
僅僅只在水俁那一夜瘋狂的隔天，周遭城市的人們就忽然發現原本滿滿當當的早市魚攤只剩下幾尾稀稀拉拉眼珠子混濁一看就不新鮮的臭魚、以及醃製好更耐存放的鹹魚和附近淡水中捕撈的河魚。
在濟州人眼裏，河魚是下等的，是底層人才會喫的東西。稍微有點錢的人都會選擇海魚，不光味道更爲鮮美，也往往更加“高貴”。
但這種關於副食品短缺只能選擇不太樂意喫的河魚的“微小不滿”，與之後會發生的事情相比幾乎不值一提。
泰州失聯了。
這個消息傳了已有一週。
作爲中北部最重要的稻米產地，泰州的失聯直接意味着整個濟州大量的士族和華族的主糧供給出現了影響。
華族的傭人與士族麾下足輕們出去採購糧食時，一次交談的空當稻米的價格就可以翻3番。僅僅一週之間，原本衣食無憂的華族與士族們忽然發現如果要維持迄今爲止相同的生活的話，他們也必須像平民家庭那樣在餐費上斤斤計較。
一部分鄉士出身較接地氣的人爲節省支出改爲食用薯類與黃米，但絕大多數的濟州貴胄，則就像任何階級嚴苛的國度中的掌權者一樣——做了他們最拿手的事情——以權壓人。
士農工商，新月洲的社會中與其他大帝國相似，商人的地位是相當低的。
油嘴滑舌投機倒把是社會對他們的普遍印象，而能把控對貴族的口糧供給者雖然勢必也有官方背景，底層的實際運營者卻還只是實打實的平民。
新月洲民間有句俗語叫“打狗也要看主人”——這也正是濟州華族一開始對漲價還算忍讓的緣由，這些米鋪的背後也是華族，他們不想公然和同等地位的貴族挑起矛盾。
但忍讓也有一個度。
好面子又習慣了高高在上的貴族，因爲供糧短缺而又囊中羞澀買不起稻米時，會憤怒而不是轉而買入其它食品也理所應當。
於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幾乎與水俁那一夜性質相同的局面在濟州其它城市也迅速地發生，只是含蓄文化下成長的新月洲士族們並沒有用直接打砸搶這種“粗暴野蠻”的方式——他們拿出了自己的身份和權力去壓榨，逼迫米鋪老闆必須把價格降回到原來那樣。
這顯然是強人所難，但貴族又怎會在乎。
而在他們還在斤斤計較着“喫什麼”的時候，因“濟州府事變”而迅速呈燎原之勢擴展開來敵對情緒和下克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