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村就直接叫鄰村或者“那個村”，這種說法本地人心領神會但外地來客則往往一頭霧水，因此時間長了也便有一些以當地產業或者地貌特徵取得的俗稱。
像一行人現在所在的村子，便簡單直白地被稱作溫泉村。
得益於本地的稻米出產和小有名氣的溫泉，這裏的村子規模和人民生活都相對來說要算好上一些。窮鄉僻也並非人人就都過着苦日子，人總是會犯把一個複雜的集體簡化爲單一刻板印象這種錯，像章州普遍比較窮就覺得所有人都是窮得喫不起米飯。但一個小小的村子就像縮小版的國家，它也有着自己的富人窮人階級劃分。
溫泉村最有錢的大抵是這邊的旅店老闆，因爲他家的屋子房頂用的是城區人才會用的瓦片而非鄉下更常見的茅草。
新月洲過去的詩人曾有過“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這樣的詩句燒陶工人燒了一輩子的陶土，自家屋頂卻從來都用不起美觀耐久的瓦片，只能以茅草鋪就。
底層勞動人民用不起自己生產的物品在哪都很常見，對種植水稻的農民而言黃米纔是每日口糧，只有產量充裕的泰州那邊平民百姓才能較常喫上稻米，而且也通常只是糙米。
這也因此，哪怕不考慮旅店本身的佔地面積，光是使用的實木建材與屋頂上精緻的瓦片也已經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大部分新月洲各地旅館的主人都屬於在當地較有名望的存在，因爲這個國家缺乏里加爾式的冒險者文化，平民階級的旅客在這邊並不常見或者說會居住在旅館的平民旅客並不常見。
大部分平民即便旅遊也多是住在破廟或者借本地人柴房之類免費地方暫住一宿，會花錢去住店喫飯的要麼是富商攜家帶口出遊要麼則是外出遊歷的年青貴族子弟，而這些人對飲食和各方面都是有較高追求的。
任何商業走到最後，其實都是依賴自己所建立的人脈這點細細剖析開來其實很是直觀。
以米飯爲例。
溫泉村雖產糧，卻優先是供給坪山縣的華族的。最上等的精米白麪是給華族的貢米，次一級的則是爲上士所用。喫稻米這種事本身就屬於身份的象徵，在這個階級嚴苛的國家即便手中有銀光是這樣你想去跟農戶收購稻米，大多數也會懼怕上交的分量不夠被貴族懲罰而拒絕乃至於嘗試舉報。
所以須有人脈，要麼和本地貴族沾親帶故要麼與稅官糧草徵收者有密切關係，能夠通過商討與賄賂得到一定的份額配給，打通各路關係才能獲得穩定的糧食配給。
除此以外各種禮儀也需多加註意，和人的武士有一大特權名爲“無禮討”若是平民之於武士缺乏禮節或者鄉士對上士缺乏禮節，只要被認爲是有所冒犯那麼高位者擁有當街拔刀斬殺對方不被過問的權力。
這項特權如今的人已經很少應用，但即便如此倘若旅館的主要面向客戶是貴族的話，上下傭人與廚師小二仍舊需要學習相應的禮節，力求把貴族老爺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培訓需要成本，懂得正確禮節以及貴族們在餐飲、薰香甚至於居室榻榻米與牀鋪柔軟度這種信息的人脈得有。可以說光是有錢而沒有任何相關知識的話，旅店即便強行開起來了也會因爲各方面的不順最終倒閉。所以一個存在時間漫長的旅館其主人必定擁有相當盤根錯節的人脈，一定程度上在當地村裏也會擁有類似里加爾世界鄉紳那種地位，受到當地人的尊敬，遇事也會找他們商討。
即便是像現在一行人當中的老喬這樣在騎馬武士階級中墊底的鄉士，他所擁有的身份地位也能夠讓溫泉村的人直接服從。
若是老喬是個邪惡的貴族的話，他看上哪家農戶的姑娘開口要對方服侍，農民是不得反抗的；而像是稻米這樣的供應倘若他張口要求農民們全都上繳給自己，這裏也並不存在有資格反駁他的人。
假如底層農民膽敢拒絕，那麼他可以直接動用“無禮討”拔刀斬殺。
農民們唯一被賦予的權利就是派人去附近級別比老喬更高的武士家中報告此行此舉，而鑑於糧食是上繳給坪山縣華族的，武士們又得先去報告給坪山縣縣令，由那邊作出裁決之後再派人過來處理。
而這裏頭的處理又會涉及到很多複雜的鬥爭比方說農民們拒絕了將要交給坪山縣縣令的稻米給予老喬，那麼他們就犯了對貴族無禮的罪，是應當被斬殺的；而老喬佔了坪山縣華族的稻米，這又是作爲鄉士的他冒犯了華族，按理說也是應該被斬殺。
那麼這兩宗罪要先計算哪一宗像這樣通過官僚體系報告的再回來處理的時間點，可能性子不耐煩的老喬便已經拔刀殺了農民揚長而去了，而若是他殺了人沒有帶走糧食或者只帶走一小部分，這件事最後可能便這樣不了了之。
因爲追究起來十分消耗人力物力。
最後衝突之下損失最嚴重的還是底層的勞動人民，雖說領地內出了這種事掌權的華族也會面上無光通常都會想方設法挽回顏面，但到最終其實最多也就是讓犯了事的鄉士登上府邸下跪道歉罷了。
向領主道歉，而不是向他斬殺了的農戶道歉。
至於爲什麼，那當然是因爲擁有特權的武士殺了農民並不算一種錯誤。既然不是錯誤，那麼道歉反倒纔是莫名其妙的吧
權力這種存在便是如此可怖的力量。它並非實體的兵器或者強健的身體這種肉眼可以辨識之物，卻擁有比實物更強的威力。基於這樣的特點，在來到了武士相對稀少的小鄉村旅館之中，主人會想方設法地伺候好他們一行人，也便是毫不意外的事情了。
紫雲武家子弟遍地走會給人一種武士很多的錯覺，但即便當今和平了許多年新月洲的武士階級確實有些過於氾濫，和全國總人口比起來其實也佔比不足百分之一。
儘管這百分之一的人口每年所需的俸祿高達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但本着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想法，新京仍舊還是得養着他們。
能放人的地方基本上都安插了武士上去，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人浮於事的現象，光是稅官就有七八個，昨天收完一次今天又來一次。底層的百姓苦不堪言但又沒有反抗的權力，向上申報也往往被層層扣押最後石沉大海，哪怕能夠送到官老爺的面前又怎麼能保證最上面的人就真的是一清二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