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應泰腦中飛轉，以官兵在大沽口建新港，其背後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爲海船提供口岸，即意味着天子有意開海禁。
那麼，到底何爲海禁？
海禁得從頭說起，太祖建國後採取‘重本（農業）抑末（除農業意外的工商等行業）’的國策，以軍屯、民屯、商屯等措施用土地將國人束縛在一隅，以圖重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禁止因人口流動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雖國人喫飯問題可以解決，但食鹽、衣服、農具等總需要交易，於是明朝便沿襲宋元‘三十稅一’政策，開徵商稅。
爲了體現‘重本抑末’，太祖便規定‘農家許着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商人外出，其鄰里務必周知…舍客之際，辯人生理，驗人引木…恐託業爲名，暗有他爲’等來抑制商業的發展。
因國初商品經濟水平比較地下，商稅所佔比重不大、張士誠及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造成海疆不靖等原因，太祖及永樂爲保國泰民安，便‘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施行海禁，以‘閉其關，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啓釁也’。
明代海禁以備倭爲大端，太祖曾說‘朕以海道可同外邦，故嘗禁其往來’，只允許官方的‘朝貢貿易’，以‘片板不許下海’嚴禁民間商人往來。
海禁在國初確實爲國家安定作出了貢獻，但事情總是變化的，在不同的時期，海禁政策便鬆緊不一。
主要有幾個階段：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時的鬆弛，到永樂後期因‘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讓朝廷不堪重負而嚴海禁；正德年間西方殖民者的到來，以及嘉靖時‘爭貢之役’（1523）讓嘉靖下旨再次嚴海禁；隆慶開關允許海商出海貿易使得海禁鬆弛；萬曆時貿易的發展使得海禁廢弛。
再遠不論，福建及廣東一帶的海商在隆慶開關之後允許出海貿易，變得活躍起來。之前說過，商人是資本的人格化——逐利，海船一旦出海，便無法控制。如萬曆朝鮮戰爭時，‘禁通日本，然東之利倍蓰[xi](數倍)於西，海舶出海時先向西洋行，既遠乃復折二入東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備倭也就無從談起了。
到萬曆二十三年（1595）時，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謝傑就在《虔臺倭纂》中指出海禁現狀：“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爲商，市禁則商轉爲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之愈嚴而寇愈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於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受走私影響，此時繼續來朝貢貿易的只有朝鮮、琉球、暹羅（泰國）等幾個小國，其餘如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等國家則通過走私來滿足自己對大明茶、絲綢、瓷器的需求，海禁已變成有名無實的一紙空文。
針對這種情況，朝中基本分成兩派，一派爲黃嘉善、熊廷弼爲首的以‘遼東戰事求復開海運以濟之’；一派是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等東林爲首，以民‘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海寇林辛老等嘯聚萬計，屯據東番之地，占候風汛，揚帆入犯，沿海數千裏，無不受害’爲由要求嚴海防、復加禁約。
袁應泰雖是東林黨人，也能看出海禁如同治水，堵不如疏，將海貿合法化，由市舶司開關收稅，則國庫自然充盈。
他在個人名利、團體認知和國家利益之間做着權衡……
袁應泰自問自己追求的是什麼？酒色權武？不，人追求的就是內心的快樂，而不是獲得金錢、權力、愛情、名利的快感，快樂只是人的主觀感受，來自內心的充實，而爲國爲民讓能從中找到自我價值。
“臣恐難當此任。”袁應泰再次叩頭道，“臣聞戶部早已入不敷出，建港花費將在千萬兩以上，朝廷無力支付，更無銀籌建水師，故請皇上三思。”
“朕意已決，水師之事自有軍機處擇機而行，但建港勢在必行。”朱由校起初聽其拒絕，手緊了緊，本着‘事成於密，以泄敗’原則正準備叫人將之下詔獄收監，待聽完袁應泰的後半句才慢慢鬆開，心下一曬，看來自己是小人之心了。
袁應泰不知道，剛纔的後半句讓他免了牢獄之災，見天子態度，心下一安，繼續說道，“不過，臣有一個大膽的想法，若皇上應允，臣定赴湯蹈火。”
朱由校坐正身子，知道他在討價還價，還是面帶喜色問道，“哦？說來聽聽。”
“正如臣剛纔奏述，建港雖有兵丁，但財力尚未解決，兵丁膳食及餉銀雖可由兵部調撥，但遼東用兵，每歲就需八百萬兩。即便皇上已停三大殿，內帑或有節餘，但還有光廟陵寢未建，正是用錢時節。敢問皇上，建港所需石木料、生鐵等物從何處開支？”
朱由校到底年輕，沒想到如此深遠，一道靈光閃過，卻沒把握住，停止腳下的節拍，對袁應泰說道，“那你說該怎麼辦。”
袁應泰有基層經驗，知道這港口和河堤不同，若全靠朝廷撥銀修建，全不現實，“鑑於戶部窘迫，臣斗膽乞皇上準各地富商出銀營建，事成許其自由出入，並由其徵稅以歸還其建港投入。”
朱由校終於把握住其中關鍵，這不就是走資本主義嘛，雖現在手工及商業剛有起色，但貿易獲利之豐，他可是知道的。作爲穿越者，他斷不會將受收稅權出讓，不過，這倒讓他想到了發行‘國債’。
袁應泰見天子再次沉默，補充道，“此前皇上曾命各地富商進京購蒸汽機，臣可代爲斡旋。”
“若朕不答應呢？你敢抗旨不成？”
“皇上，非臣大膽抗旨，實乃巧婦難爲。”
朱由校示意傳旨回到養心殿的王承恩將袁應泰扶起之後，起身邊踱步邊說道，“許商人代爲收稅斷不可行，但可換種方式。即朕向他們借銀子，給予其憑證，以建港週期爲限，每年以金花銀做保，按年息百分五支付其利息，待港口建成歸還本金。”
“這……”袁應泰面色尷尬，不知如何回答。
袁應泰心裏嘀咕道，老朱家有太祖殺沈萬三在先，很難讓人相信啊，到時不認賬還還算輕的，萬一卸磨殺驢，自己豈不是成了天下商人公敵？不說晉商，就江南而言，商人、官紳或以姻親、或以利益聯繫成一個整體，關係錯綜複雜，自己‘一念之差’便將衆人推入了火坑。
朱由校見袁應泰踟躕，知他也全非爲公，心下不滿，對其嚴詞道，“朕爲天下向商人舉債已是不顧顏面了，這是朕最大的讓步。你先下去與富商周旋着，若想通，便在年前到工部挑選擅營建者前往大沽勘查，要求可停萬斛（[hu]，明制五斗曰斛，十鬥曰石。時下在廣州最大船超過千斛，名廣船。）大船。”
袁應泰知道天子言下之意，即爲若自己想不通，則會派他人前往監軍。他沒有大膽到問若自己沒有想通怎麼辦，用腳趾頭也能想到‘想不通’的後果，也不知道自己哪裏惹怒天子，只得硬着頭皮的稱是告退。
待袁應泰離開後，朱由校便讓王承恩喚來東廠鄒義、北鎮撫司掌印許浩然（爲光宗任命），命鄒義監視袁應泰，並將其所見過之人詳加覈查，命徐浩然暗中緝訪江南及山西富商，務必弄清其中瓜葛。
朱由校此舉並非想野蠻的殺人抄家，只爲做到心中有數，所以本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沒有和二人細說原由，只是讓其當好鷹犬的本分、實心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