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
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
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
——《自洛之越》孟浩然〔唐代〕
……
保障軍需之事告一段落後，肅宗又給白復安排了新的任務。白復將修建府邸的事情交給青鸞公主，全身心地投入到朝政之中。
白復身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內閣宰相，能夠參與大唐的最高決策。白復這才知道，大唐帝國真實的家底。安祿山之叛後的大唐帝國，已是千瘡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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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祿山造反之前，大唐的財政已經嚴重失衡，只是掩蓋在“開元盛世”的表面繁榮之下。而叛亂爆發之後，大唐的財政問題迅速惡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大唐總人口一共有八百九十萬戶，近五千三百萬人。但是叛亂之後，朝廷能控制的人口數迅速下滑，到上元元年（760年），大唐只剩下一百九十三萬戶、一千三百萬人。戶數不到幾年前的四分之一，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叛亂前後人口差別那麼大，並不是戰亂中戰死或餓死了這麼多人，而是因爲朝廷對疆域失去了控制，許多人遊離於朝廷的戶籍統計之外。
更麻煩的是，在這一百九十三萬戶、一千七百萬人中，有一百一十七萬戶、一千四百六十二萬人（老弱病殘、皇親國戚、世家望族、僧侶等特權階層）是不需要繳納租庸調稅的。
也就是說，只有七十六萬戶、二百三十七萬人來承擔整個唐帝國龐大的租庸調稅。
由於每個人承擔的稅賦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朝廷的財稅收入銳減爲玄宗朝的三分之一左右。
朝廷的財稅收入減少爲原來的三分之一，而軍費開支卻比之前還要龐大，朝廷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從能夠控制的區域內搜刮財稅。
更糟糕的是，叛軍切斷了京師長安和最富庶的江南之間的經濟往來。
以揚州爲中心的江淮地區，是大唐財稅的中心。
揚州是運河的南方起點，南方的糧食都彙集到這裏，再通過運河轉運到汴州（今開封）。從汴州沿黃河、渭河到達長安，或者走黃河、洛河到達洛陽。
安祿山從范陽起兵南下，佔據中原，逐漸切斷了長安與江南的聯繫，江南的糧食、稅賦無法運抵長安。
戰爭爆發後，叛軍首先破壞的是朝廷的財政調撥能力，讓朝廷無法利用帝國的物資來供養軍隊，對抗叛軍。
這是一場帝國財政上的生死時速，兇險程度不亞於決戰沙場。
肅宗即位後（756年），首先是從商貿上尋找補貼。
安史叛亂前，大唐的稅收主要針對農業，叫租庸調製，也就是對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稅，再對農戶收取“調”（農產品稅，以麻布和絲綢爲主），並徵發每年二十天的“庸”（勞役）。
對商貿業，大唐朝廷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商貿稅的稅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稅種。也正因如此，大唐的商貿非常發達，萬邦來朝，天下商賈八方雲集，四海貨物琳琅滿目。
肅宗派遣御使鄭叔清前往未遭戰火的江淮、巴蜀地區，一次性向富商徵收百分之二十的財富稅，即率貸。
除了江淮、巴蜀，朝廷也在天下諸道的集市和道路關卡向商賈徵收貿易稅，凡是一千錢以上的貨物都必須繳納。
然而，隨着戰事膠着，但對商賈的臨時性徵稅仍然無法滿足龐大的軍費開支，朝廷必須另想辦法。
此時，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出現在肅宗的視野裏。
第五琦陳奏道：“現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時，然而軍隊強大戰鬥力源自於充足的糧餉供給，而糧餉直接同賦稅掛鉤，賦稅多出於江淮一帶，倘若能授我一職，悉數將東南的錢財化作軍餉，立即支援函谷關、洛陽前線，只待陛下下令。”
肅宗聽後大喜，讓第五琦擔任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等要職。
江淮租庸使坐鎮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區，任務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尋找稅源，比如吳地的鹽、蜀地的麻和銅。
由於史思明率領的叛軍佔領了運河樞紐，朝廷的物資無法通過運河和黃河運輸。
於是，在徐太傅的建議下，朝廷開闢了另外一條道路，保障財稅：從長江走漢水到襄陽，再從襄陽繼續走水路到漢中，從漢中再到鳳翔。
這條水路難度大，運力小，所以租庸使徵收完畢，並不直接將鹽、麻和銅運送到朝廷，而是就地賣掉，換成土特產運輸到其他地方賣高價。
將鹽、麻和銅等換成土特產可以降低重量，既減少了運輸成本，又多賣了錢。
由此，江淮地區的賦稅終於徵收到朝廷，保障朝廷的開銷用度和唐軍軍費。
然而，租庸使的出現又導致了另一個現象：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製爲主，各位官員各司其職，但皇帝由於臨時性的財稅需要，利用租庸使繞過了三省六部的官員直接辦事，就破壞了朝廷的日常運行制度。
原本默默無聞的第五琦憑藉租庸使，一躍成爲天子的紅人，手攬大權。其他中下層官吏有樣學樣，打着籌措錢餉的名目，攛掇着皇帝設置各式“使”職。比如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等等。
每一個使職都擁有着或大或小的權力，由皇帝直接授權，凌駕正式的朝廷官制體系之上，避開朝廷三省六部的約束和制衡。
由於這些使職主辦具體事務，時間一長，朝廷的權力反而轉移到了這些中下層官吏的手中，將朝廷正式官員晾在了一邊，造成了龐大的冗員和朝政效率的低下，進一步加劇了大唐帝國財政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