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潤豐此時飛到了廣東，在廣州與那所謂的三駕馬車的彩電同盟的老總見面了。天才只需3秒就能記住.duan.讀 看 看“聽你們說，你們背後還有人”到了酒店的包間後，很有軍人風格的倪潤豐很雷厲風行的沒有做太多的含蓄，而是開門見山的問道。
“背後有人這個說不上，但是如果說我們背後有人幫忙出主意的話，那的確是有。”創微的老總黃鴻升如此回答道，接着他看了兩個老兄弟一眼以後，揭祕道，“其實幫我們出主意的也不是別人，就是我們以前的老同學華夏高科現在的老總賈鋼的兒子。”
本來一聽到說是“華夏高科的老總賈鋼幾個字”，倪潤豐下意識的覺得“原來如此”。他當然知道最近這個突然冒頭出來的華夏高科了，這個公司雖然剛剛出頭，而且聽說還是才創辦不久，但是那種對宣傳時機把握的老辣，以及宣傳上那種讓人目不暇接、歎爲觀止的各種新方式新手段，明顯顯示着他們公司肯定有高人，而且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就是那個家庭公司的老總賈鋼。
但是在一聽到原來是賈鋼的兒子給出主意的時候，那麼一剎那間，倪潤豐還真的意味眼前的這老黃是在糊弄自己，是在開玩笑賈鋼的兒子賈鋼纔多大30多歲他兒子能有多大十幾歲20歲這麼一個年齡的人能幫忙出什麼主意
可是看着這老黃的面色完全不想是在開玩笑的樣子，而且在看看旁邊的那倆人，也在不斷的點頭承認“老黃，你們這就沒意思了啊，”倪潤豐不樂意道，“不想說就不說唄，好像我非逼着你們說似的，要說就說真的，幹嗎用這種不着四六的話來糊弄我，把我當三歲小孩子了”
“老倪還真不是糊弄你，是真的我老黃，敢對天發誓，真的就是賈鴻漸別看那小子今年才15歲，那腦子真的沒話說用北方的話說，那就是沒治了”黃鴻升這時候感覺自己比竇娥都冤啊
“真的，老倪，真是賈鴻漸給我們出主意的”此時旁邊的李冬生和陳爲榮也爲老黃作證道。
看着這三人都一副言之鑿鑿的樣子，倪潤豐此時還真有點半信半疑了，“這15歲的熊孩子，還真有這能力能給你們出主意”
“是真的啊我們騙你我們能有什麼好處，是不是真是那孩子給我們出的主意”說道這時，三個老總七嘴八舌的一起開始複述賈鴻漸在他們眼裏的那種極度高端的形象，基本上就把賈鴻漸歸類爲了天生的軍師了
而在這個時候，被那四個老總談論的主角賈鴻漸卻是正在頭痛着，他坐在家裏的桌前，想着到底要給羅老爺子寫什麼文章，到底要給央視的焦點訪談選什麼樣的題材。
本來之前遇到的那個地方多收稅的問題其實可以寫，但是說實話這樣的題材不用別人審覈，光是賈鴻漸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不可能放出來。爲什麼因爲這種中央和地方博弈的事情，哪個省級以上的人物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寫文章到內參上有什麼用而且這種事情就算放到焦點訪談裏，那是能播出的麼難道讓老百姓知道現在國家內部地方和中央有矛盾，再互相扯皮
所以，賈鴻漸不得不再幫兩邊找新的材料和方向，沒辦法，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唄，誰讓咱起跑線就在別人三千米終點的地方呢一時半會兒沒想出來什麼合適的題材，他就開始翻家裏的報紙，希望能夠找到什麼靈感。家裏有些拿回來的舊報紙，是準備油炸魚的時候防止油濺出來的，賈鴻漸拿着這些過時的報紙翻了起來。他首先先是打開了一份7月13號的光明日報，結果隨手一翻就看到了一片文章。
這篇文章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寫的，名爲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在這文章裏，周叔蓮論述了“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然後又從這個判斷出發，他和別的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裏，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應該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全國範圍內500到1000家的大公司、大集團，而這些大公司、大集團由於需要而產生的上下游產業鏈就可以給衆多的中小型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國優企業裏面沒有什麼競爭力，也無關國際名聲的中小企業應該被“放掉”，政府應該抓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有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以及盈利能力強的產業。
看了這篇文章，賈鴻漸突然就有了方向了是的，就是這麼一個文章，就給了他兩個方向給內參的文章，完全可以寫成如果要抓大放小的話，那麼之後可能會遍地出現o，也就是管理層收購的事情。一些國營中小型企業的廠長會故意把廠子的產值做低做虧損，等到疏通了上面等到廠子要被賣掉的時候，再用貪污的錢把廠子給弄到自己的手裏，這樣產生的國有資產流失的事情，在未來的年代裏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而在另外一方面，給焦點訪談選的內容，則可以是“抓大放小”以後的民生問題賈鴻漸記得，這種抓大放小在以前還是禁止的，在現在則是默許和允許嘗試的。在記憶裏，是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之後，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被貢獻了一輩子的工廠當成累贅甩掉。
在原來的歷史上，貌似就是在這年底附近，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則是根據他們的工作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拿了這些買斷工齡的錢後，工人們將會走出廠門自謀出路，而其他的670名則是選擇“內退”。
在這個例子之後，這樣的買斷工齡的做法漸漸的慢慢的在全中國遍佈開來，很多工廠在破產或者被私人收購時都會處理一批工人。不過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因爲經濟比較發達，第三產業比較多種多樣，所以很多人們早就有了自己的第二職業。那些第一批選擇了買斷工齡的人們，更是早就在外面有了自己的一份事業，那筆買斷工齡的遣散費完全可以說是南方沿海地區工人們的第二職業啓動資金
但是這一切在北方就不同了，特別是東三省的老工業基地，那裏的人們早就習慣了把自己的人生完全的捆綁在企業身上，以廠爲家、世代傳承，這種工作和生活模式加上北方較少的各種第三產業，更是使得工人們在脫離了工廠後沒辦法謀生。於是，就會產生很多後世讓人聞之落淚的心酸往事
對於這種南北不同的結果，賈鴻漸覺得自己應該做一些什麼。眼前的這個方案很好，是非常值得做的，而且也非常貼近焦點訪談那種關注民生的方向。
首先，在寫這兩份方案的時候，賈鴻漸覺得全國不應該實行那種一刀切的模式，不應該不分具體狀況，不管工人以後有沒有活路就把工人往外推。如果說硬要賈鴻漸幫忙出一個相對合理的出路的話，他覺得寧願選擇相對溫和的“浙江模式”。
什麼叫“浙江模式”就是說不生冷的直接把職工推出廠門，而是對大部分國企採用量化產權的模式。比如說一些鄉鎮的集體企業，在經過了產權量化評估，明確了當地政府擁有多少產權之後，經營者用金錢或者其他的收益贖回政府擁有的部分產權股份，這樣讓經營者可以得到控股權來刺激他們的積極性，同時也讓當地政府對企業還有一定的發言權。
基本上，到96年前後，80的浙江國有、集體中小型企業都這麼進行了產權量化的改造，而這中改造其實也是屬於一種半地下的狀態，就是中央政府不支持不反對，讓下面的人先試試看，看看效果到底怎麼樣。
雖然這樣的量化改造很難完全保證公平公正公開，可以說在改造過程中讓浙江產生了很多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但是不得不說的是，這樣起碼比讓大批的工人倒黴來的更好一些。
想到了這裏，賈鴻漸開始把這些自己知道的、所想的，全部都寫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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