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趣閣 > 三國之最風流 >第四卷 中平元年 73 衆議討董能行否 首事當連薛彭城
    對響應袁紹、起兵討董之事,戲志才諸人各有見解。

    討董是件大事。

    不但關係到荀貞本人,也關係到他這個政治小集團的整體利益,因而,除了戲志才,荀攸、許仲、荀成、辛璦、程嘉、姚昇,包括劉備等人也都被荀貞召來了。

    戲志纔等人作爲荀貞的親信,他們是知道的,荀貞一直有討董之意,當日在洛陽時,荀貞就是“主戰派”,或稱之“強硬派”,就曾多次建議袁紹應當立即起兵討董,但當時“在洛陽起兵討董”和現下“由州郡起兵討董”卻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用姚昇的話說:“今之形勢較之當日,已大不同矣!”

    “有何大不同?”

    “明公這是在明知故問了。”

    荀貞確是在明知故問,但討董是件大事,他和姚昇知道如今的形勢已和當日不同,荀攸、戲志纔等也能看出來,可許仲、劉備等接觸政治少的可能卻還不知,所以他需要姚昇把這個“大不同”說出來,以使在座諸人皆心中有數,他笑道:“何來明知故問?叔潛,你就直言吧。”

    “明公既固問之,我就說一說我的陋見吧。以我之見,現今與當日形勢的不同有二。”

    “第一是什麼?”

    “當日董卓初入京,麾下兵卒不多,而剛纔聽明公講現今的洛陽形勢,董卓卻是已經一攬兵權,故執金吾丁原部、故大將軍部、故車騎將軍部,加上部分北軍、西園的將校兵士,以及董卓已然入京的本部主力,粗略計之,恐不在十萬衆之下,這十萬衆可不是黃巾,而是甲械精良,並且大多是經過戰陣的精卒,又據洛陽之雄城,環有八關之隘險,這和當日董卓初入京時兵微將寡、立足未穩、易於取之的形勢相比,已是天翻地覆之變,討之將大不易也。”

    “其二呢?”

    “董卓初入京時,不過一‘幷州牧’,現今卻已是朝堂‘司空’,獨擅朝權、操縱漢家,縱其欲行廢立之事,也是朝廷之事、漢家之事,該是由朝中諸公決之。當日董卓初入京時,袁本初以司隸校尉之尊、以袁氏之貴而不敢擊之,現在他掛印北遁,一介白身矣,卻又打算起兵討董,這是什麼?這是逆犯朝綱!冀州牧韓馥是袁家的故吏,縱便是有他的支持、響應,這也是‘以州郡而犯神京’!名不正、言不順,以我愚見,天下郡國雖衆、袁氏雖貴,而肯從袁本初者怕卻也會不多,即使再有明公、有張孟卓、有曹孟德諸人相助,此事亦難成也。”

    姚昇的這兩個“大不同”分別是從軍事、政治這兩個角度分析的。

    軍事這方面,西園八校尉部是剛組建不久的新軍,戰鬥力可能不強,北軍荒於武事,戰鬥力本來也不強,但到底前幾年跟着皇甫嵩、朱儁、盧植擊討過黃巾,卻也是經歷過大規模的戰陣了,戰鬥力有了提升,更就別說董卓的本部和丁原的幷州兵,這兩支人馬都是善戰精卒。

    就如姚昇的分析,董卓現掌控的軍隊大約十萬上下,這十萬步騎中有七八萬都是經歷過戰陣的敢戰老卒,絕對是一支雄厚的軍事力量,再加上有八關之固、有地利之便,擊之確實不易。

    政治這方面,董卓初入京時,是幷州牧,是個外臣,現在他是司空,已是中央朝廷的三公之一,司空“掌水土事,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換言之,董卓已有了名正言順的議論朝政之權,他現在想廢立天子,即使這會引起很多人的反對,可歸根結底,這件事卻也是在“行政的程序”中的。

    就像姚昇說的,不管這件事的本質是什麼,只從表面來看,這畢竟是“朝廷之事、漢家之事”,是“該由朝中諸公決之”的,你袁紹不答應,你掛了印,你連司隸校尉都不是了,你現在只是一介白身,卻要跑去冀州搞起兵討董,這不是“逆犯朝綱”是什麼?

    所以他推斷:“天下郡國雖衆、袁氏雖貴,而肯從袁本初者怕卻也會不多”。

    一方面是董卓兵強將勇、佔地利之便,一方面是袁紹“理虧”,響應他的地方郡國可能會不多,那麼討董這事兒顯然是難成的。

    荀貞點了點頭,心道:“姚叔潛的話倒是沒錯。”

    他從後世穿越來的,知道討董的經過,所以雖然現在還沒開始起兵討董,卻也知道姚昇的分析、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首先,在原本的歷史上,促成討董這件事的固是袁紹等人,可真正起到討董的關鍵推動作用的卻是橋瑁,要非是橋瑁的“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沒有他“詐以三公爲名,呼籲州郡起兵”,拿出“三公”來做“討董”的政治號召,袁紹再能耐,討董這事兒也不一定能做起來。

    其次,即便是有了橋瑁的“詐作三公移書”,響應袁紹起兵的那些州郡長吏們也不多,只有十來人,而且這些人大多是和袁紹關係緊密的人,袁紹、袁術、袁遺三人不說,都是袁家子弟,韓馥是被迫的,其餘的那幾個如孔伷、橋瑁、劉岱、王匡、張邈、張超、鮑信、曹操等,則要麼本就是袁黨中堅、要麼是一向和袁紹交情極佳、又要麼是早就依附袁紹了的。

    像李瓚、陳紀等等這些也是一郡太守,同時也是黨人名士的諸人就沒有一個響應袁紹的,徐州刺史陶謙去年剛擊破徐州黃巾,手中很有兵馬,可也沒有跟着袁紹起來討董,只是坐觀而已,由此就可看出,“討董”這個事兒的本質不是“天下郡國討董”,而其實只是“袁黨討董”。

    既然即便有了“詐作三公移書”,也是響應寥寥,只是“袁黨”討董,而在起兵後“這些討董諸侯”又是各有心思,僅僅是表面上遵袁紹爲盟主,實際上並不肯賣力去擊董卓,那麼這件事最終的結果自然也就如姚昇的判斷了:“亦難成也”。在原本的歷史中,也確實沒有成功。

    不過,話說回來,這件事雖沒成功,可它的意義卻是長遠的。

    最關鍵也是最主要的一個意義:這件事在“討董”上雖沒能成功,但卻“成功”地揭開了“漢末亂局的大幕”,而參與此事的諸路諸侯,因是“亂局大幕”的直接揭開者,在一定程度上就佔到了一定的先機。

    所以,討董這事兒成不成功不重要,荀貞認爲,重要的是一定要參與進去,不但要參與進去,還要爭取做出一定的成績,以把自己和那些怯戰、自保的諸侯們區分開來,獲取更大名聲。

    荀貞笑問左右:“叔潛此話,卿等以爲如何?”

    “今之局勢較之往日雖已有大不同,但討董這件事,還是要做,而且是必須做的。”


章節報錯(免登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