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教傾向
有一點必須謹慎：在創造故事“論戰”的維度時，必須萬分小心謹慎地給予交戰雙方同樣的火力。在構思那些與你最後陳述相矛盾的場景和序列時，必須像構思那些強化你最後陳述的場景和序列時一樣，賦予等量的真理和能量。如果你的影片以反思想結尾，如“犯罪有益，因爲……”，那麼你就必須放大那些可以引導觀衆覺得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序列。如果你的影片以正面思想作結，如“正義勝利，因爲……”，那麼你就必須強化那些表達“犯罪有益且非常有益”的序列。換言之，不要偏向“論戰”的任何一方。
如果，在一個道德故事中，你準備把反面人物寫成一個無知的傻瓜，並自作自受地導致了自我毀滅，難道我們就因此確信善良將會戰勝邪惡嗎？但如果，你像古代的神話作者一樣，準備創作一個幾乎無所不能、快要得手的反面人物，你將會迫使自己創造出一個足以應付這一場面，並變得更加強大、更加高明的正面人物。在這種平衡講述手法的運用之中，善良戰勝邪惡的勝利才變得切實可信。
危險之處在於：當你的前提是一個你感到必須向世人證明的思想，而你把故事設計成一種對那一思想不可否認的論證之時，你便已把自己推上了一條說教之路。在急欲勸誡的熱情之中，你將會壓抑另一方的聲音。在你將藝術誤用和濫用於說教之時，劇本將變成一部論文電影、一通欲蓋彌彰的佈道，因爲你試圖通過這部影片而一舉改變整個世界。說教根源於一種天真的熱情，認爲虛構作品就像手術刀一樣可以用來切除社會的毒瘤。
這種故事大都採用社會劇的形式，一種具有兩個限定性常規的沉重類型：指出社會弊端；戲劇化地展示療救辦法。例如，作者也許會斷定，戰爭是對人性的摧殘，而和平主義是其療救方法。由於他周身沸騰着一種急欲讓我們相信的激情，因此他筆下的好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而他筆下的壞人也都是非常非常壞的人。所有對白也全都是對戰爭無益和瘋狂的“切中要害”的悲嘆，認爲戰爭根源就是“統治集團”的肺腑宣言。從提綱開始到最後定稿，他在銀幕上填滿了令人作嘔的畫面，以確保每一個場景都在替他大聲疾呼：“戰爭是一種摧殘，但是可以用和平主義進行療救……戰爭是一種可以用和平主義進行療救的摧殘……戰爭是一種可以用和平主義進行療救的摧殘……”直到你自己都想端起一把槍來。
這並不是說，從一個思想觀念開始就必定會產生說教般的作品……但這確實是一種風險。隨着故事向前發展，你必須心甘情願地去關照相反的甚至是對抗的思想。最優秀的作家都有一副辯證的靈活頭腦，可以輕易轉換觀點。他們既能看到正面，也能看到負面，還能看到所有不同程度的反諷，並真心實意令人信服地找出這些觀點中蘊含的真
在於你能多麼強硬地斷言你的主控思想，而在於它將如何戰勝你爲它部署的各種強大的對抗力量。
我們可以來看看斯坦利·庫布裏克執導的三部反戰影片中無與倫比的平衡。庫布裏克和編劇對影片的反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從而能看到人類靈魂的最深處。他們的故事揭示出，人類本性中具有與生俱來的好戰、嗜殺的一面，而戰爭只不過是這一維度的邏輯延伸，使我們不無戰慄地意識到，人類喜歡做的事情，就一定會去做——千萬年來如此，當下如此，在一切可以預見的將來依然如此。
在庫布裏克的《光榮之路》中，法國的命運取決於不惜一切代價打贏那場對德國的戰爭。所以，當法國軍隊從戰場上撤回時，一位暴怒的將軍炮製出了一個聞所未聞的激將戰略：他命令炮兵轟炸自己的部隊。在《奇愛博士》中，美國和俄羅斯雙方都意識到，在覈戰爭中，不敗比取勝更加重要，所以雙方都制定了一個保持不敗的計劃，這個計劃是那樣的有效，最後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化爲灰燼。在《全金屬外殼》中，海軍陸戰隊面臨着一項艱鉅任務：如何勸說人類摒除禁止同類弒殺的天條。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對新兵進行洗腦，讓他們相信敵人根本就不是人，於是殺人就變成了輕而易舉的事，即使他是你的教官。庫布裏克知道，如果他能給予人類足夠的彈藥，那麼人類必定會開槍打死自己。
一部偉大的作品是一個鮮活的比喻，告訴我們“生活就像是這樣”。有史以來，所有經典作品給予我們的並不是解決辦法，而是一劑令我們保持清醒的良藥。並不是答案，而是富有詩意的率真，它們把人類世世代代之所以爲人而必須解決的問題不可迴避地昭然於天下。
◎理想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和反諷主義者
作家及其講述的故事，根據其主控思想的情感負荷，可以不無裨益地分爲三大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