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他假裝在三位輔臣面前生了一回氣，抱怨馬調不上來，錢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記上來的戶籍人口和實際人口的數目出現了嚴重偏差。
第一個問題是十分簡單明瞭的，晚明馬政的確已然爛得不成樣子了，再怎麼折騰也不會比原來那套還爛。
皇帝想另闢蹊徑，又不是往科舉出身的官員身上開刀，責任又通過廠衛分攤到了馬戶百姓頭上，官員想反對也尋不到非要違拗皇帝的理由。
再說太僕寺交出來的數據也實在不好看。
第二個問題是朱翊鈞自己向內閣指出來的，在沒有計劃生育的封建社會中，朝廷賬面上的人口卻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饑荒的因素，人口數量也不會是隻跌不漲的。
所以，爲了登記有效男性勞動力人口，必須給予交課重稅的百姓一定政治權利。
至少要讓男丁繳稅服役的義務和他們得到的權利等同。
當然了，這只是朱翊鈞本人的一套官方說辭，他心裏知道，晚明賬面人口的持續下跌並非取決於老百姓的覺悟高低。
用現代人的話來講，官府和民衆的關係只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衆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現在大明給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務又貴又差，一旦出了問題，百姓既不能投訴，也沒有第二個出售公共服務的官府給他們選擇，他們可不得覺得委屈嗎
在這一點上，朱翊鈞不得不與歷史上的那個“反賊”李自成有所共情。
這個問題具體分析事例可以參照崇禎年間的徵遼餉。
當時支持崇禎皇帝徵餉的是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嗣昌，他是從階級角度替崇禎皇帝爲加徵重餉辯護的。
他認爲，崇禎皇帝加稅不會造成傷害，因爲崇禎年間的稅收都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強手裏。
雖然加上去的稅收放在一起總體是一個大數目，但是均攤到地主頭上，相當於一百畝地加徵不到五錢銀子，這不但沒有壞處，還能讓豪強們增加點兒負擔，免得他們錢多了搞土地兼併。
而且關鍵的問題在於地方官不廉潔，如果地方官都廉潔了，那皇帝再加派一些也未嘗不可。
如果當地豪強的承受體量就是那麼一點兒，那能收上來稅錢就是一個恆定的數目，這筆錢寧願被皇帝收走去練兵平亂，也比被地方官中飽私囊來的對國家有利。
換句話說，皇帝加派遼餉，就是以朝廷抽派的權力減去地方的“腐敗稅”。
有了楊嗣昌的這番理論支持，崇禎皇帝又另外徵求了內閣的意見，在獲得內閣的贊成之後，崇禎皇帝才拍板定案，加徵練餉。
結果遼餉一晃徵了幾年，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
官軍照樣無能，清軍反倒越來越強，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爲戰略性進攻，正從西安一路向北京進軍，而支持遼餉的楊嗣昌本人也在與張獻忠的作戰中失利自殺。
直到崇禎皇帝上吊自殺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寫了份奏疏替皇帝檢討了一下過往政策，認爲徵加遼餉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禍國殃民的鬧劇。
幸虧楊嗣昌當時已經爲國殉職了，倘或楊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該追究他提議徵加遼餉的責任。
倘或從帝王史觀來看，崇禎皇帝無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剛登基的時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聾又瞎，不想當了十七年皇帝，最後在大臣們眼中成了一個是非不分的低能兒童。
朱翊鈞雖然承認皇帝大多是個聾瞎人，但他也不願被大臣當作患有認知障礙。
不過從平民的視角來看，崇禎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銀也還是沒爲朝廷練出兵來，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賊的那一邊，確實屬於自作自受。
在一個農業社會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兩種社會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放棄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糧食就越種越少，饑荒就越來越嚴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會的屬性，影響土地價格的因素，還要添上皇帝的好壞和貪官污吏的多少這兩條。
換句話說，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官府壓榨越狠，土地價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賊的隊伍就越壯大。
而經過崇禎皇帝的四次加徵遼餉之後，明末的土地在顧炎武的書中是這樣的價格，“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即總共值銀七八兩的地，朝廷要求收繳的稅收就多達十兩，將近土地本身價格的一點五倍。
這種情況下，地當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農民即使是沒有遭受災荒的，遇到這樣重的地稅，也紛紛棄田而走，成爲反賊隊伍的一分子。
於是崇禎皇帝的加餉平賊成了一種反向效果，皇帝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踊躍，“賊”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賊，餉就更沒處徵了，相當於皇帝一個根本不能實現的空頭政策爲大明換來了更多的敵人和稅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連帶着逼跑。
官府的稅費一徵再徵，卻仍然嚴重拖欠軍餉。
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將校們礙於許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於是在大明開國之初讓朱元璋洋洋自得的“養兵不費一錢”的百萬大軍成了橫行天下的百萬豺狼餓虎，就此產生了一個極爲恐怖的惡性循環。
朱翊鈞的幸運之處就在於他穿越到了萬曆前期，而不是崇禎後期。
他堅信只要能將經濟上開海，政治上民選這兩項政策成功推行下去，一定能打破封建王朝“三百年更替，七百年強盛”的歷史規律。
也正因爲朱翊鈞還有時間和餘地，他的“民推吏”政策也跟他在雲南的玉米番薯實驗田一般，都屬於他這個普通人皇帝對於帝國體制的小心試探。
朱翊鈞對“民推吏”的預期其實是不怎麼高的，他也不指望就這一項政策就能讓全大明的男丁都搶着去養馬，全大明的流民都搶着去登記戶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