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復古文學的思潮發軔於前七子的文學活動。
前七子的主要活動時間在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間，成員有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這是一個以李夢陽爲核心代表的文學羣體。
明孝宗弘治年間，他們先後考中進士，在京師任職，不時聚會，詩酒唱和，研討藝文，倡導復古。
面對文壇萎弱卑冗的局面，李夢陽等前七子，以復古自命，所謂“反古俗而變流靡”，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重尋文學出路的意味，藉助復古手段而達到變格的目的，這便是前七子文學復古的實質所在。
前七子的某些復古論點，透露出他們對文學現狀的不滿與對文學本質的新理解，這在李夢陽的復古主張中體現得尤爲明顯。
他學習古詩根據體至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認爲“詩至唐，古調亡矣。”他對元稹，白居易，韓愈，孟郊，皮日休，陸龜蒙亦甚爲不滿，所以主張古體學習漢魏，近體學盛唐，其目的是要取發乎上，學習古代最優秀的作家、作品，如嚴羽所說的從“第一義悟入”。
前七子的另一代表人物何景明也曾說“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他還認爲“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有傳者，亦足讀之矣。”
又說“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
由此可見，何景明的主張和李夢陽是一樣的。
對於唐宋詩的比較，李夢陽說“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黃庭堅、陳師道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塞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
他指出宋詩不如唐詩及唐以前的古詩，其根本問題就是在以理易情，以理語代替形象，專在文辭上下工夫，這就和詩歌的藝術特徵相違背，而和非文學的一般實用文章沒有區別了。
在這方面，何景明與他的看法同樣是一致的
“唐詩工詞，宋詩談理。”
然而，李夢陽對宋詩的評價很不全面，直接抹殺了其成就，但對其弊病的理論分析卻相當深刻。
他還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所謂的“行氣詩”，其實那不過是對理學思想的一種形象化的描寫，藉助風雲月露，鳶飛魚躍來進行理學說教。
宋詩主理，與其受理學的影響分不開。
李夢陽復古主一思想文學的核心是提倡學習古人格調，遵循古人的法式，所謂“高古者格，宛亮者調”，要求詩歌做到“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衝、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
何景明則批評他寫詩拘泥於古人法式，容易陷入形跡上的模擬蹈襲，所以何景明學古與李夢陽不同“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跡。”
這便是李、何二人的分歧所在。
用爲學古，一個重形跡，一個則重神情。
不過，李夢陽所提出的法式，從理論上來說還是比較靈活的，他認爲學習古人的法式，是學其中古今相同的地方。
其實，何景明也沒有否定古今有共同之法，也講究“法同則語不必同”，只是，二人對於法的理解有所不同。
李夢陽比較實，何景明比較虛。
文學創作有一些基本規律是古今相同的，問題是李夢陽所理解的法式的具體內容，實際上並非古今一橫不變的文學創作規律，而是前人的某種藝術表現方法而已。
這正是後人需要突破而不應當襲用的。
就詩歌創作而言，二人各有所長。
李夢陽格調高古，風格遒勁，氣勢雄健，詞意深刻而微婉，何景明造語婉轉流利，情味蘊藉綿邈，韻致悠遠而雋永。
從前七子的創作情況來看，除了大量的擬古之作外，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重視時正題材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這跟前七子中一些成員自身的正至命運有關。
在這些作品中，他們或描寫個人的生活遭遇，或直言正至弊端與民生憂苦，有較爲強烈危機感與批判意識。
如李夢陽的秋望
黃河水繞漢宮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挽，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
又如何景明的鰣魚
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應先。賜鮮徧及中璫第，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箸金盤敢望傳。
此外，王九思的馬嵬廢廟行、邊貢的運夫謠送方文玉督運、王廷相赭袍將軍謠等，都是反映時正的作品。
除了時正題材，李夢陽等前七子也注意到將文學表現的視線轉向豐富的民間庶民生活，從中汲取創作素材，這與李夢陽、何景明等人重視那些反映社會下層庶民生活的民間作品的文學態度吻合。
與反應庶民的生活相聯繫，一些下層的市井人物也成爲了前七子文學表現的對象。
李夢陽本人就有不少刻畫商人形象的作品，如梅山先生墓誌銘、明故王文顯墓誌銘、潛虯山人記、鮑允亨傳等篇，都是爲商人而作的傳記、記事作品。
在大夏傳統文學的觀念中，以詩文爲代表的雅文學一向是正宗，小說、戲曲等俗文學被視爲鄙野之言，甚至是斜吟之辭。
明代開果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壓抑通俗文學的正策，永樂、宣德、正統幾朝都比較嚴格地予以執行。
但是隨着天下承平日久，並不是每個明代皇帝都是朱元璋，尋歡作勒之餘，他們對小說、戲曲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而在理論上比較明確地肯定俗文學的價值，正是從以李夢陽、何景明爲首領的前七子開始的。我的芳華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