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卻揣着明白裝糊塗，把耕三餘一、儲糧備荒的初衷拋到了爪哇國，雖然也數次派出朝中大員到地方賑災，也象徵性地放了幾次糧，只不過都是形象工程，開倉需請旨的制度依舊堅持不變，大部分義倉糧仍然緊閉大門，任你餓殍遍野，我就是不開。甚至寧可放着關中大量義倉存8糧不用，舍着臉皮到洛陽討飯喫。
摳門摳到臉都不要，隋文帝這也是沒誰了。也許在隋文帝的認識中，義倉之糧的確是備荒的，但你們都給我分清大小王，這糧是給我的大隋帝國備的，不是給你們屁民備的。你想開就開、想取就取，還有法律嗎還有王法嗎
義倉這個反社會制度貫徹了隋文帝執政的大部分時間，隋朝國力越來越雄厚，雄厚到讓隋煬帝一上臺就驚呼老爹簡直太特麼能攢錢了，於是乎各種揮霍、各種浪費。而民間的積怨也越來越大，竭澤而漁式的政策，抽乾了社會的潛力，耗盡了民間自我調適的能力。
古代爲政，政治強人的個人氣質，會很大程度上決定政策的走向。義倉這種政策走了樣，與隋文帝的吝嗇性格大有關係。
隋文帝雖然出身世家，從小到大沒經歷過朱元璋那種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卻意外地養成了節儉低調的性格。隋文帝嗇於資財，喫穿用度比較節儉。並且在他提倡之下，全國一度形成了穿布衣、簡飾物的習慣。
這種習慣，在個人層面固然是積極的、正面的，應用到社會風氣上，倡導節儉樸素也是不錯的。但以節儉爲原則制定國家政策，卻絕非好事。
隋文帝的吝嗇不僅反映在義倉這個單一的制度上，他的爲政風格，總體上都顯得古怪、彆扭。他對權力極爲吝嗇。不論政權、軍權，從不捨得稍微放鬆一點。
建國後，一大堆從北周轉隸過來的舊臣，特別是原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系統的，基本上舊有權力全部剝奪，踢出中央決策層，給一個空頭爵位一邊待着去。你要是敢有怨言，一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開國功臣劉昉、元胄、梁士彥、宇文忻、王誼等人惹惱了隋文帝，被殺得血流成河。
隋文帝對自己的班底骨幹也不大方。隋朝開國五大貴臣高熲、楊素、楊雄、蘇威、虞慶則，待遇之差都令人唏噓。
高熲職任尚書僕射，位高權重，本來深受信任，但一旦他在廢楊勇事件中表現出一點點超出本分的政治訴求，隋文帝立馬停職削爵，打擊得高熲淪爲一介白身。
虞慶則雄武過人，在軍中也挺有威信，隋文帝怕他坐大，直接亮刀子，殺全家
另一位尚書僕射楊素，在討好文帝、獨孤皇后兩口子方面使出渾身解數，跪舔得令人噁心，按理說應該給予信任。可這也不行。文帝專門下詔給楊素，你位居宰相，管一管大方向即可，三兩天來一次尚書省轉轉看看就夠了。尚書省裏那些破事兒，還是交給下邊人辦吧。弄得偌大一個宰臣楊素，只剩下看文件開會的權力，活脫脫幹成了二線老幹部。皇帝陛下，這波操作你是咋琢磨出來的。
只有蘇威，一不要權二沒性格，軟塌塌跟鼻涕蟲一樣，皇上你隨便捏我都沒問題的，這才得以保持高位。皇帝攬權攬到這份兒上，跡近無賴，也是沒誰了。對大臣這些個體吝嗇倒也罷了，對政治羣體，隋文帝吝嗇起來也令人瞠目結舌。
北周和隋朝早期的府兵，不列入民戶，國家給分田，但不用納稅。隋文帝看着不爽，你一文錢不交，我還得出軍費養着你，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平陳戰爭結束之後朝廷下令，國家現在不打仗了，所有府兵就地編入民戶，國家照例分田，分田的標準和普通農民標準一樣。與之前最根本的區別是，以後府兵統統開始納稅。這項政策的用意非常明顯，增加稅源。
問題是，你變着法子用義倉騙老百姓多交糧，老百姓一時忍氣吞聲，倒也罷了。你居然從軍隊頭上刮油，這可是你自己的刀把子，就不怕颳得手滑，刀把子朝自己頭上砍嗎
這個政策出臺後執行得仍然很快，不到一年時間，隋朝五十萬大兵全部開始納稅。雖然有人看出了不妥，但誰也不敢公開提出反對，敢跟隋文帝要錢，你怕是嫌命長了。
隋文帝收大兵們的稅收得很嗨，但是惡果可想而知。府兵羣體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對朝廷的怨氣越積越多。開皇九年之前，隋軍對外戰爭各種強橫、各種橫掃，到了大業年間，府兵已然喪失了鬥志，前世楊廣率100多萬大軍進攻高句麗，居然打得灰頭土臉，奈何不了一個區區小國。雖然失敗原因很多，但府兵戰鬥力下降是其中最關鍵的方面。
隋朝亡於楊廣之手，根子卻在隋文帝時代。而檢討隋文帝之失，最關鍵的又在爲政治視野不開闊，缺乏帝王應有的恢宏氣象。
人對自己摳，隨便怎麼整，那是你自願。對別人摳，卻要適可而止。特別是領導，你對我摳門無比，卻要我對你嘔心瀝血，可能嗎
隋文帝發明了科舉制和三省六部制，把複雜的管理科學研究到時代極致，卻忘了爲人處世的最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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