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西淠河順流而下，可以直達淮河，這條水路自打唐宋以來就是一條很著名的茶道。
如果沿着老沙河逆流而上，再沿着山中的茶馬古道一路往南翻越幾座大山，便來到了長江水系。
遼闊的江漢平原近在眼前，不管是沿着陸路去武漢，還是沿江東去前往江浙諸省，都非常的方便了。
陸路方面，陸安州、大青山、鮮花坪、麻埠街之間，自古以來就有官道相連。紅石灣小學如今所在的位置距離最近的官道，不足十里的路程，牛車馬車都能行走。
所以在民國以前，湘贛、西南諸省的商賈和移民前往陸安州、廬州府，大多會選擇穿越大別山脈，走麻埠街茶市所在的這條水路。
聽老輩人講，那個時候西淠河每年的豐水季節，河面上的竹排木排絡繹不絕。山下的紅土路上，經常有插着鏢旗、操着外省口音的馬幫商隊匆匆經過。
他們帶來了洋布洋油、洋釘池鹽。秋冬時節原路返回時，馬背、商船上的貨品，已經換成大別山裏盛產的綠茶和黃煙了。
解放後，一條大壩凌空而起，阻斷了咆哮的山洪、造福了百萬蒼生，也使得紅石灣從此成了一座與世隔絕的人間孤島。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當地的土著山民，大多都是湘贛移民的後裔。困在這片山水之間，儘管沒有詩人筆下描寫的那般遙遠，但到吳老師、張老師他們這一輩，差不多已有兩代人了。
所以人們做夢都想着能有一條紅土路通往山外，把這人間的煙火再次連接起來。
“要想富，先修路”，也是那個年代廣爲流傳的一個口號。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其實搞不清楚，修路和致富到底有啥關係。
看到一些投資幾百億修建的高速公路，半天見不到一輛汽車，也不禁會犯嘀咕，這不是在白白浪費納稅人的辛苦錢嘛。這些投資用在實實在在的民生上豈不是更好？比如加點工資、減少一些農業稅之類。
直到二十年後，四通八達的高速交通網絡，打通了經濟發展的任督二脈，見證了整個國家的繁榮和復興，每個人才由衷的感嘆道，真是要想富先修路啊！
要不是當年偉大的設計師們高瞻遠矚，勒緊褲腰帶搞基建，建高速、修高鐵、建機場、建港口，改變電力、通訊的落後面貌，解決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我們國家現在說不定還是翻版的印度呢！
從投資學的角度來看，交通屬於投資硬環境的範疇。
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投資環境好壞最基本的切入點，就是看它的硬環境怎麼樣，有沒有實現“七通一平”。
目前很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連最基本的投資硬環境都不具備。比如一個十萬人以上的中等城鎮，甚至不通網絡、不通水氣，每天供電三小時，就像我們國家的七八十年代那樣。基礎設施的落後面貌如果不改變，要想在很短的時間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這些國家又有一個共同的國情，就是政府沒有錢，然而基建工程又都是燒錢的大項目。這樣的一對矛盾該怎麼解決呢？答案是“中國模式”。
政府放權，向世界敞開大門，通過各種項目融資模式引入國際資本和民間資本。
所以在“一帶一路”的資本輸出戰略中，基建產能、技術、人才的全方位輸出，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也與沿線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找到了戰略合作的契合點。
這種合作大多都是互惠互利，雙贏或者多贏的商業行爲，與冷戰時期政府間的單邊無償援助，在性質和意義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BOT項目融資爲例，一條高速公路、鐵路、港口或者電站，設計、融資、建設、運營，全部由中方企業負責。作爲投資方，我方企業獲得的是該項目建成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經營權。在這個雙方約定的經營期內，不但收回了投資成本，還能獲得很好的投資回報。
對於引入該項目的東道國來說，不需要一分錢的負債或財政投入，就把事情辦成了。還可以通過傳幫帶的方式，培養出一大批本土化的管理和技術人才。項目運營後，每年還能帶來可觀的稅收收入。
如果說投資的硬環境，還可以通過政府轉變思路引入各方資本，通過“大水漫灌”式的高強度投入，在很短的時間裏見到效果，投資軟環境建設的見效速度，則要慢得多。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兩代勞動者素質的根本改變，沒有個幾十年的時間，往往是很難見效的。沒有這些勞動者，很多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先進製造業將沒有辦法發展，因爲招不到合格的工人。
最近幾年我們經常可以從電視網絡上看到這樣的一些信息，某家知名的外資企業人去樓空，不計成本的撤出中國市場。也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擔憂，認爲大量外資的流失會動搖我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其實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它只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
隨着老年化社會的到來，國內人力成本快速增長，那些靠着血汗工廠賺錢的加工型企業撤出投資，把生產車間搬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是個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同樣熟練的服裝工人，越南的月薪1500元人民幣、孟加拉500元人民幣、柬埔寨1000元人民幣，可是在中國市場5000元的月薪招不到工人，所以是個企業都會跑的。
但是對於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來說，我國目前的投資軟環境和配套環境，至少比很多國家超前了二十年。在其他國家開工廠，可能一顆螺絲釘都需要進口，物流成本有時比商品本身的價值還要高，政府效率低下，沒有紅包不給辦事，工人動輒撂挑子等等。在我國，一個政務中心、工業園區轉上一圈，基本上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更不要說那些市場導向型的國際投資了，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對於任何一家跨國公司來說，其中的吸引力都是致命的。
所以從近年來國際收支的具體數據看，儘管我國已經成爲全球第三大資本來源地了，但資本項目的國際收支仍然處於淨流入的狀態。一些低端的製造業正在大踏步的出走，但質量更高的資本和項目卻在源源不斷的流入，比如斯特拉等等。
美國在這個時候和我們打貿易戰，真是選錯了時間。
我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實現生產、流通、消費的內循環，美國不能。我國已經進入傳統產能和社會資本的過剩階段，出口遠沒有以前那麼重要了，而美國依然依賴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美元在全球支付結算體系中的話語權，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因爲我們是它的第二大債權人。從跨國投資的壟斷優勢來看，包括技術、規模、管理、融資等等方面，我國企業資本輸出的比較優勢，恰恰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廣大發展中國家。
由其可見，資本、市場、投資這三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元素，我國都由過去的需求方變成了如今的供給方，老美還在用技術、市場封鎖和軍事訛詐的老手段來要挾我們，就有點在耍流氓了。
投資環境的第二個升級版，叫做配套環境。
中西部地區的人們經常在反思，蘇南、浙江一帶的地方經濟爲什麼發展的那麼好？
大家都在搞城市建設，都在不遺餘力的招商引資，幾十年的發展下來，一個地級市的經濟規模還比不上人家的一個普通鄉鎮。
這個問題的根源，可能出在早期地方領導對於配套環境的認識上。
同樣的招商引資，人家幾十年如一日在一個主導產業上下功夫，進行全產業鏈的打造，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地方經濟。鞋城、襪城、五金城、皮革城、小商品市場等等，最終成爲與這個產業有關的資本、物流、貿易、人才的全球聚集地。
而中西部很多地方的招商引資是啥項目都招，若干年之後，除了房地產外，沒有培育出任何一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地方經濟的發展也就沒有了後勁。
如今我們還在炒房搓麻將，人家已經在“一帶一路”的號召下走出國門，在世界各地投資中國城、中資工業園區了，爲本地區民間資本的輸出保駕護航。
這是新時期最容易抓住的一個財富增長點，國家的號角已經吹響了，欠發達地區的人們如果再不重視，未來的差距就會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