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若海道：“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到了唐時，太宗深以爲此言在理，多次用以告誡羣臣。節帥說的話，大約與此類似。”
王宵獵搖搖頭：“參議，這兩種說法沒有什麼類似的地方。你說類似，還是沒有深刻理解爲什麼我講要跟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我們掌權的人，必須要想明白，權力從哪裏來？以前的說法，皇帝的權力從天命來，羣臣的權力從皇帝來。現在天下這個樣子，我不相信以前的天命了，而要尋找真正的天命。這個真正的天命是什麼？我認爲是人民。”
“什麼是人民？做官的是不是人民？讀書人是不是人民？種田的是不是人民？商人是不是人民？做工的是不是人民？富人是不是人民？窮人是不是人民？這樣問是不對的。我們生活在世界上，一般來說最少有兩重身份。一重是個人，我希望幸福美滿。還有一重，是一個團體的一分子。這個團體由一個人一個人構成，可以是家庭，可以是民族，當然也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天下。漢魏的時候講孝，那麼那時候人們認爲最重要的應該是家，國家和個人都是在家上面衍生出來。到了我們這個時候，同樣講孝，但孝沒有那麼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什麼？是國家。那麼人民，就是國家之下的人民。”
“國家之下的人民，是不是要一個人一個人去問？或者說，我們做得足夠好，大家都滿意，那麼就是得到人民的天命了？不是的。去問，問的是個人的意見。而天命下的人民，既有個人，還有由個人組成的整體。兩者混雜在一起，組合起來纔是人民。有的時候是整體重要，有的時候則是個人重要，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準確地把不斷變化的人民的意願尋找出來，是當權者要做的事情。”
汪若海苦笑：“若是不斷變化，又說不清楚，如何作得了準？”
王宵獵道：“因爲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有什麼辦法？不能夠因爲事情太難，我們就不去做，想個簡單的辦法糊弄過去。這個世界，是糊弄不得的。”
汪若海不語。如果什麼事情都認真，事情還做得成嗎？
王宵獵道：“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實際上，這個世界的事情，什麼都有可能。你生出來，可能在富貴之家，也可能家中一貧如洗。可能一輩子在田園勞作，也可能上學讀書，也可能做生意，做工匠。縱然你天資再好，過目不忘，問一知十，如果不就學，百年之後也不過是黃土一堆而已。對個人來說，這是沒有辦法的，有人歸結於自己的命不好。”
“有人說，這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其實呢，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只是說不清楚而已。以前的學問，總是想問人是什麼樣子，世界是什麼樣子的。他們覺得知道了這兩個問題，世上的事也就簡單了。比如說，君子要仁義禮智信，作爲孩子要孝，作爲臣子要忠，與人交往要信。不管做什麼事，都有相應禮節。覺得人人都如此，這世界就安寧了。其實，怎麼會呢？這個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連續的。如果連續，就不會發展了，就不會千奇百怪了。但是，不連續的事物，卻又是相互聯繫着的。便如天下間的人，哪裏有一模一樣的呢？各不相同。但認爲各不相同的人，就應該是沒有聯繫的，那又錯了。比如一個國家的人，總有一些一樣的東西。一個家族的人，就更加是如此。如果數量多了，不管是人還是事務，都會從統計上表現出一種性質。我講了很多次，我們做官的人，一定要學一些統計學的知識。知道統計學的知識，就應該明白，這一種分佈叫作正態分佈。”
王宵獵道：“也就是說，作爲個體，只能無奈地看待自己的命運。縱然你是萬世一遇的奇才，沒有外部的條件，沒有人賞識，可能就什麼都不是。但作爲整體，不會因爲個體的雜亂無章，世間就沒有規律了。做官的人，既要明白個體的需求，也要明白整體的趨勢。脫離了個體，整體的趨勢毫無意義。但在整體之下，面對許多的人，個體的意義也不大。怎麼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尋找到天命。”
說到這裏，王宵獵嘆了口氣：“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我說不清楚。人應該是怎樣的，我同樣說不清楚。世界本來的樣子，我們稱之爲道。人本來的樣子，稱爲天命。兩者合起來，稱之爲天道。我們做官，就是在滾滾紅塵中尋找天命，順應天命，尋找我們的道。所以我們的官，求的不是富貴，求的是我們的天道。我們是求道者，在紅塵之中，尋找天道。”
汪若海道：“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在下慚愧，節帥的話，一時聽不明白。”
王宵獵道：“我也講不明白，又有什麼慚愧呢？我只是知道，世界上的事不那麼簡單罷了。面對不知道的事情，不要貪圖方便，想化繁爲簡，而要堅定地認真做下去而已。”
說完，王宵獵沒有說話，靜靜地看着遠方。
這個時候，突然想起自己的一個當老師的小學同學曾經問自己，爲什麼電視上、報紙上都在講八榮八恥、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而自己在現實中看到的，都是溜鬚拍馬、討好上級。當時王宵獵只是說因爲書沒讀透，所以才困惑。其實何止是書沒讀透，還有沒有認識到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不是他身邊的人說一套做一套，而是人類社會本來就有整體和個體兩副面孔。電視上、報紙上說的，是整體；而他看到感覺到的，是一個一個的個體。
不要把整體的要求放到個體身上，那樣誰都受不了。比如儒家說的君子如何如何，本來意思是統治階級，而不是升斗小民。當社會發生變化，變成了平民社會，把這些要求放到了平民身上，哪一個受得了？便如清朝時說官員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就是如此了。
把儒家的許多理論，與個人修養脫開來，而放到一個政權的身上，許多事情就合理了。
過了許久，王宵獵才道：“我們必須真切地認識到，一個社會的所有事情，都有整體和個體兩個方面的性質。脫離了哪個方面，都是不對的。不是說我是升斗小民，就應該從百姓的角度看問題；我是個官員，就要從政權的角度看問題。這樣理解不正確。官員必須要理解百姓，不然官就做不好。百姓不一定要理解官員，這是他們的自由。我們常稱民爲子，童言無忌，孩童當然沒那麼拘束。作爲一個政權，是由人民組成，所以必須立足於人民之中。因爲所謂天命，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也看不明白，虛無縹緲的事情何必深信不疑呢？沒有外面的天命，我們就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政權就只能靠人民。”
說到這裏，對方成道：“你們到河東以後，要把我的許講給姜敏聽。你們聽不明白，最好姜敏能聽明白。聽明白了，他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把事情做好。”
沒有人明白沒什麼，隨着時間慢慢會有人明白。哪怕到了最後，一個人也不明白，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王宵獵最少可以告訴自己，這個世界我來過。不過，王宵獵最希望的是，姜敏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