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謝了，桃、李、杏都掛滿了青色的果實。石榴花開得正豔，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裏的荷花開了，從一片翠綠中竄出一朵粉色的花來，迎風輕輕搖曳。幾隻紅晴蜓在花間飛舞，不時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動也不動。
王宵獵走到梧桐樹下坐下來，靜靜地看着院子裏的景色，靜靜沉思。
從《詩經》到漢樂府，詩歌裏表現民間喜怒哀樂的內容越來越少，直至發展成爲上層文人的一種文學體裁。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民間的詩歌藝術性在降低，也說明了上層社會越來越不重視。藝術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爲語言的演變，上層與下層隔閡越來越大，等等，上層不重視下層，纔是讓人憂心的。
就像一個家庭，父親在外打拼，承擔各種壓力，爲了生活拼博。回到家裏以後，雖然也有其樂融融的畫面，但也有對孩子的打罵。這個時候，母親護住孩子，但是一句許也不說，是不行的。這相當於鼓勵父親，讓基變本加厲。母親保護孩子，除了把孩子護住之外，還要有對父親的大聲斥責。
民間詩歌，或者是其他的類似藝術形式，就是人民母親對官府父親的聲音。這個聲音，有時候是斥責，有時候是讚美。爲了孩子的健康成長，斥責的聲音尤其要注意。
中國的傳統，往往把掌權者比喻爲父親，把人民比喻爲孩子，把國比喻成家。一個家，不能只有父親和孩子，還應該有母親的聲音。民歌、小調這些民間的娛樂，很多時候就是母親的聲音。
漢語裏，國經常被稱爲國家。把國看作一個家，不應該只是用來規範人民，也要規範掌權者。
關於國和家的認識，中國和西方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不只是僅僅是用詞的不同，而是會影響到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把這些問題理清楚，更讓人有清醒的政治認識。
人類文明，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人如何認識自然、如何認識自身，從而正確對待、管理、應用的問題。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文人漸漸形成了一種思想，認爲社會是單向進步的，後來的一定比原先的先進，西方的一定比東方的先進。這種思想是不對的。應該說，在那個時候，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選進。但在歷史上，並不是這樣。
從文明的進步來講，西方的哲學並不是支撐西方科學進步的源頭。反而是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衝破哲學思想的束縛。如果抱着比較學習的態度，西方思想是應該有取捨的。
西方哲學與中國思想，並不是可以簡單比較的。哲學和思想是兩個概念，應該區別對待。
如果把人類思想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對自然的思考，一是對人類本身的思考，這兩個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來講，西方哲學並沒有回答。而對西方哲學推崇備至的人，也主要是因爲西方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認爲是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那麼西方哲學，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唐宋時期。康德和黑格爾的地位，應該類比於中國的陸九淵和朱熹，類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適了。所以黑格爾評論孔子，是不同層次的人強行點評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評論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學有一個另類，那就應該是大鬍子了。不過大鬍子開了一個頭，西方並沒有接着發展下去。
西方哲學家，不管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他們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約。一直到現在，沒有西方思想家能夠衝破這種制約，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不管是贊成的還是反對的。如果一定要強行對比中國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爾、孟德斯鳩、盧梭、笛卡爾等人可以類比唐宋諸儒，薩特可以類比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約如此。他們具體的思想或許不同，但其實有脈絡可尋。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難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時間是文明認識的必要條件，想跳過沒有那麼簡單。縱然有一兩個超凡脫俗的人物出現，也覆蓋不到普羅大衆。因爲你說什麼，他們要麼不懂，要麼不想懂。
宋朝滅亡以後，中國在文明思想上實際是退步的。朱元璋雖然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功，但在思想上，實際上更加繼承元朝的統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爲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獵曾經看過一部電視劇《雍正王朝》，記得雍正對誰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厲害的讀書人。這句話說得夠狂妄，所以一直記得。雍正當然是是天下最厲害的讀書人，說出來這句話，要麼是雍正無知，要麼是寫電視劇定這句臺詞的人無知。讀書人沒那麼廉價，雍正縱然是天下的書讀遍，也沒有資格說這句話。無非是一部分讀書人出來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來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來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裏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華文明到了清朝，實際已經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麼樣？無非是一步一步後退，退到那些你現在鄙視的民族的樣子罷了。
明朝時候中國出了王陽明，提出了心學。不過心學在中國並沒有大行於世，反倒在是在島國日本獲得關注。因爲日本人關注、推崇，所以某個中國領袖也就推崇。梁啓超甚至提出，中國只有兩個半聖人，就是孔子、王陽明和曾國藩。王陽明做聖人已是可笑，說曾國藩是半個聖人就是搞笑了。
梁啓超的時代，中國成了列強的玩物，事事皆差，讀書人失去理智，說一些不靠譜的話情有可原。其實何止是梁啓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漢字，有人提出中國事事皆差，應該全部廢掉學西方。就連魯迅，也是以批判中國的國民性爲業的。其實中國的國民性有什麼問題？是統冶者太差罷了。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批判者。他們說的話有的對，有的錯，但是都是喚起民族覺醒的良藥。正是有了他們，才能夠喚醒更多的革命者。我們也不應當誇大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僅是批判者罷了。
當時間過去近二百年，經過批判者、革命者、建設者的辛苦努力，我們終於有機會，也有條件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這種時候，不能夠正確認識這一點，就顯得有些不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