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之變是晉朝歷史上，最令人不堪回首的事件之一。那麼千年風雲散去，穿透歷史的迷霧，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事變的核心主角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呢？
太宗宣武帝袁熙，與大哥袁譚、弟弟袁尚本系同父兄弟，也都經歷了漢末的創業階段，以袁熙的心胸，怎會走上殺兄屠弟、逼父遜位之路呢？
我們且來一一析之。
一、洛陽起兵，太祖武皇帝袁紹，過度分權背景下的諸子之爭
所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太祖武皇帝袁紹很幸運，他的兒子袁譚、袁熙、袁尚都很有才能，可謂是天佑袁家。特別是第二子袁熙，從洛陽建義之時，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參謀作用，這也是一切的根源之基始。
袁紹對幾個兒子很倚重和疼愛。他起兵北之初，袁譚受命在老家汝南，爭取世家豪族的支持，而袁熙則是指揮本部兵馬，隨父出征，袁尚則留守濮陽。
如果袁軍主力全聚於一處，或是袁紹親自領兵作戰，袁譚、袁熙都居麾下，那麼就沒有後來的事了，也就是田豐之策。
偏偏漢末天下形勢大亂，四方處於碎裂之勢。北有公孫瓚和劉虞，西有張燕，東有田楷、劉備、黃巾軍，東北有公孫度，東南有陶謙，南方還有曹操等一干割據勢力，而且東漢是權臣當道的時代。
袁紹本身並不具備將才，冀州之地又處於四方覬覦之中，而且也不放心外臣，畢竟外臣最後成爲權臣的太多了，他只好委袁熙以重任，讓他帶兵四處攻戰。
這之後袁熙相繼指揮了，對青州田楷、劉備，青徐黃巾，徐州陶謙、江東孫堅、孫策父子，以及兗州曹操的戰爭。
經過一系列的征伐，二公子袁熙的威望，在河北無人可比，太祖武皇帝袁紹，也高興的無以復加。由於袁熙的官爵已經到了，袁紹能封賞的極限，再往上就是天子才能封的了，於是袁紹別出心裁地，讓袁熙開府建牙治事。
於是袁熙成爲了，青州最高的行政長官，軍政一把手，袁熙的命令在，冀東通行無阻，不僅朝廷各部門的命令無法制約，有時就連袁紹的詔命，都不如袁熙的命令好使。
袁熙還私自招納士人，製造朋黨。
分別是郭嘉、賈詡、劉曄、高柔、田豐、顧雍、王修、國淵、糜竺、陳登等人
太始時期一衆名臣，大多出自這個小集團。
開府納士，結黨謀私，歷來都是忌諱。袁熙勢力的快速膨脹，引起了袁紹的不滿。有一次袁紹與心腹重臣許攸，談及了二子袁熙，發牢騷說：
“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晉書·列傳·袁譚傳）有些真相只能從別人列傳中找。
連當爹的都看不下去了，作爲主要競爭對手的長子袁譚，自然更看不下去了。如果任由袁熙的勢力這麼發展下去。
袁譚的地位毫無疑問，肯定會發生動搖。大公子袁譚的屬官們，都建議袁譚趕緊採取措施，限制袁熙集團的發展。
二、袁譚與袁熙明爭暗鬥
袁譚集團認爲，袁熙之所以實力壯大，就是因爲屢次帶兵出戰，才逐步積累起人望。他們建議袁譚，不能總是安居於冀州，要尋找機會領兵建功。
北伐公孫瓚失敗後，幷州張燕第二次起兵反袁。袁譚幕僚郭圖立即建議袁譚出征，以撈取軍功。高祖袁紹也認爲，應當趁此機會平衡一下，兩個兒子的力量，於是批准袁譚帶兵出征黑山軍。
削袁熙而益袁譚，實際上公開了袁譚和袁熙的矛盾。自此之後，袁譚、袁熙都開始加緊政治競爭，暗中招兵買馬。
由於袁譚長居冀州，與袁紹近臣接觸較多，贏得了他們的支持。袁紹頭號謀臣辛評就公開支持袁譚。荀諶心懷兩端，時而倒向袁譚，時而倒向袁熙。
逢紀、審配則堅決支持袁熙，屢次向袁紹陳述袁熙的大功，決不能起抑制之意，以免父子生嫌。
爲了安撫袁熙，袁紹有一匹胡馬，高大健壯且性子暴烈，人騎時經常被掀下馬來，一般人不敢騎。
於是袁紹打算，把這匹好馬送給袁熙，以表達對袁熙的虧欠，袁熙和許褚合力制服此駿馬，也就是絕影。
不過後來傳言說，袁熙說自己有天命在身，所以能夠制服它，袁譚聞言，讓人添油加醋地向袁紹誣告，說袁熙自稱有天子之命，太祖袁紹聞言大怒，不過不知什麼原因，袁紹放棄了斥責袁熙的打算。
可見二子爭鬥，已經相當激烈了。
同時兩人不遺餘力地，爭取地方上的勢力。袁譚根據辛評的建議，積極地在各地培養拉攏私人勢力。他勾結藏洪、朱靈、焦觸等人，不斷調取精兵，以做不時之需，鞏固他的幽州。
袁熙則以青州爲據點，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晉書·列傳第十九·張郃傳》）。他的心腹徐晃則，常年坐鎮青州，不斷以金銀財寶招納山東豪傑。
袁譚以利害關係，拉上了袁尚，一同對付袁熙。袁尚才能和謀略，都次於兩個哥哥。他目睹兄長爭位，也漸漸起了爭位之意，何況袁紹、劉夫人都偏愛與他。
他自知論實力，絕不是兩個哥哥的對手，又見袁熙實力過於強大，因此採取了聯弱抗強的策略，倒向了大哥袁譚。
鬥爭到白熱化的雙方，還把手伸到了對方的營壘之中。袁譚企圖用財貨收買袁熙府中的猛將許褚、趙雲、張遼等人，但他錯打了算盤，遭到這些人的拒絕。
袁熙同樣也不示弱，他通過各種拉攏利誘等手段，先後把袁譚手下的將領常何、王晊等人，策反爲自己的眼線。
到了白馬之戰前夕，袁熙和袁譚的競爭已經不可調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到了分上下、決生死的時候了。史稱白馬之變。
晉朝人對白馬之變的態度，起初唯唯不敢言。晉初官修皇帝實錄都諱莫如深，晉太宗宣武帝袁熙看到後很不高興，堅稱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萬民”的好事。
於是讓史官們秉筆直書，不得隱諱。自此之後的官方史書，都帶着貶袁譚、褒袁熙的態度書寫此事。
直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讓房玄齡等人，編修《晉史》，才提出袁熙殺兄屠弟的做法，確實有悖於傳統道德，這成爲後世批評白馬之變的一個重要源頭。
之所以有人說對有人說錯，不外乎出發點不同。言對者認爲太宗宣武帝袁熙，上位開啓治世，結果是好的，過程就不必過多計較；說錯者則從人性出發，不管爲了什麼，殺害親生兄弟違揹人性、違背基本社會公理，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許，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質屬性，標杆立不準，是非也就難以評判。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有時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有時是由倖存者書寫的。反而是對客觀史實的追溯與探討，在今天更具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