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本忠廣年過四旬，出生於京都貴族家庭，乃是當地有名的學者，但是卻爲人豪爽，曾經在日本陸軍大學任教，真正的身份卻是日共的骨幹。
日本左翼力量最早出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同樣深受老大哥的影響，但是卻沒有在日本國內發展起來，剛剛露出萌芽，就遭到了日本當局的鎮壓，大多是人被髮配到了北海道種地。
川本忠廣是爲數不多的倖存者，其在當地軍政兩界頗有人脈，本地勢力聯合出面將他保了下來，只不過此後他卻一直賦閒在家。
起義軍來到京都之後，川本忠廣聽說了起義軍的種種政策之後，說動在京都擔任警察署署長的兒子舉家來投，被湯本信夫豎爲標杆，本人亦多次出面爲起義軍籌集物資。
在決定突圍之後，川本忠廣主動站出來表示願意開路先鋒，而後帶着一支革命軍精幹力量先一步北上。
開路的方法卻大爲不同，一路上喫喫喝喝好不熱鬧，不管是各地區行政長官，亦或是參與圍剿的日軍守備師團各部，都非常給川本忠廣的面子。
本來是在戰場上解決的問題，硬生生讓川本忠廣在酒桌上解決了。
周衛國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感到頗爲驚奇，他不得不承認小看了這個立下軍令狀的川本忠廣。
當週衛國在革命軍中露面之後，川本忠廣主動找到了周衛國，言明需要周衛國幫助他跟共剷國際取得聯繫。
周衛國的身份是個祕密，革命軍中對此猜測頗多，但是頂多認爲他是日共，因爲隨着整軍的進行，周衛國也着手在第一師團內部發展當內力量，有些東西是藏不住的。
這個時候革命軍被迫轉移，好比說剛剛經過贛南三整，下一步就是上井岡山，但是偏偏冒出來川本忠廣這一個蘇派。
雖然都是日共，可是大家走的路子不一樣，共剷國際的支持當然需要，但是卻不能出現一個遙控指揮的太上皇，畢竟紅軍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
好在大敵當前，再加上川本忠廣在革命軍內部武裝力量薄弱，主要集中在行政方面，雙方暫時壓制了內部矛盾。
在周衛國的指揮之下，第一師團過半力量從日軍的包圍圈中跳了出來，但是沒過多久情工人員就發來電報，日本軍部從關東軍調遣了三個師團回國參與圍剿。
“竹下君，幸好我們聽從了你的指揮，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湯本信夫是日軍中老兵油子，當然知曉關東軍的厲害。
其餘人亦顯得頗爲後怕，看向周衛國的眼神中帶有些許的敬重，起初就連湯本信夫也不想放棄城市轉移到山區，畢竟負責圍剿的守備師團出工不出力，經常性給革命軍放水，迫使日軍軍部不得不將負責圍剿的守備師團撤換。
當時革命軍的所有人都認爲第一師團是佔據大好形勢的，沒有必要向山區轉移，於是周衛國只能給他們陳明利害。
“師團長，馬上給留守部隊發報，還是要提醒他們一下，如果事不可爲，可向西突圍，只要跑出了包圍圈總有一條生路！”
“我們第一師團是革命軍的主要力量，承載着革命的希望，只要有一支力量發展起來，革命就不算失敗！”周衛國很快就將革命軍內部一些人想要回軍救援的想法熄滅。
湯本信夫聞言點了點頭，日本政府一直對國內各階層的政治傾向觀察密切，如果不是因爲前線戰事喫緊，怎麼會有革命軍的機會。
那些京都舊貴族勢力一直是日本高層打壓的目標，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他們隨着革命軍揭竿而起，在日本高層眼中就被打上了革命軍的標籤，已經沒有了後退的餘地。
當天，突圍出來的革命軍並未繼續向北轉移，反而留在選擇留在原地休整。
革命軍高層也也進行了一場會議，在周衛國的刻意塑造之下，革命軍內部主要分爲三股勢力。
最強大的自然是自然是以湯本信夫爲首的槍桿子，而周衛國可以視爲是從中國過來援助的“共剷國際”，最弱的是以川本忠廣爲首的行政力量。
革命軍當政軍三者齊聚，自然是應該決定由誰指揮誰的問題。
“支部建在連上”這一政策在反戰同盟的同志深入基層進行憶苦思甜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些同志都是撒撥出去的火種，現在自然到了收穫的時候。
湯本信夫在會議開始之前就被說服，他在中國見識過八路軍的力量，自然也想將革命軍打造成八路軍一般，否則當初整軍的時候也不會提議將番號定爲日本工農紅軍。
兩人商量好之後，直接在會上提出第一師團內部各級部隊均要建立當支部，分隊、小隊設置指導員，中隊設置教導員，大隊、聯隊一級設立政委。
分隊、小隊的指導員從由近期發展出來的骨幹擔任，中隊教導員由反戰同盟同志擔任，大隊、聯隊政委則是由周衛國帶來的20名幹部擔任。
由於湯本信夫、周衛國率領的這支突圍出來的革命軍目前只有第一師團的番號，麾下第一聯隊有五個大隊，另有其他聯隊的七個大隊。
大隊、聯隊建制還不多，多餘出來的幹部組建參謀處，周衛國任總政委兼參謀長，湯本信夫繼續擔任師團長，川本忠廣則是擔任行政參議。
由於前期工作到位，再加上選擇跟着突圍的都是核心隊伍，所以建立當支部的命令推行的很順利。
第二天，革命軍第一師團主力繼續向北轉移，但是卻有數支當小組陸續被派出，他們同樣肩負重要使命，負責前往關西各地聯繫其餘革命軍隊伍，繼續鞏固發展其他根據地。
同時，一封電報由日本跨洋傳到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