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趣閣 > 詭三國 >第1319章 師道
    人的觀念,總是跟隨着時間而變化的,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必然有一個自我認知和自我攝取的過程。

    就像是政權。

    西漢建立不久,由於先秦根本就沒有持續多少時間,因此大概可以說從戰國時期到西漢初,基本上華夏都是在戰亂當中度過的,因此不管是上層統治階級或是下層民衆,都需要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來發展恢復生產生活,因此在漢初的前幾任皇帝,基本上都是採用黃老之術,修生養性,無爲而治。

    嗯,以上基本就是斐潛在最初於腦海當中的印象。

    但是實際情況來說呢

    就像是屠龍術向來不輕傳一樣,許多東西也不會直接白紙黑字寫在書卷當中。

    漢代初期採用黃老術,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作爲皇帝,劉邦當時權力覆蓋只有關中地區,稍微遠一些根本就是管不到,便只能是充做大度的讓各地自行“黃老”。

    然而劉邦並不是一個大度的人,他只是一個流氓。

    要不然在稍微看到社會穩定一些了,劉邦就開始動手殺功臣是爲了好玩雖然在歷史上註明都是呂后動的手,但是實際上如果沒有劉邦授意,呂后真的能有那麼大的能量動手就像是

    算了,說了就要404了。

    從古至今,莫不如是。

    秦朝推行郡縣制,天下皆反,而在八年之後,漢初再來推行郡縣制,天下已經無力再反了,但是同時,漢代的郡縣制度也不像是秦朝那麼嚴格,相對來說就是一個相互妥協的制度,中央保有一定的權限,但是地方的權利同樣非常大。

    中央和地方,皇權和相權,從來就是相互抗衡和相互妥協的,調整得好,自然沒得說,調整不好,就算是到了後世交通信息方便順暢的年代,一樣會亂。

    而儒家內部,其實也是一樣。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有利益必然就有糾紛,而儒家子弟也是人,雖然這些儒家子弟天天嘴上追求聖人,但是實際上屁股簾子之下其實也和普通百姓沒什麼兩樣。

    司馬徽也同樣是人,縱然他有大好的名聲,但是也不能超脫人的範疇,因此當司馬徽找上門來的時候,斐潛就覺得司馬徽是盯上了守山學宮了。

    女裝大佬這一次再度邀請斐潛,恭恭敬敬的就乖巧多了,一點都沒有露出什麼刺頭的模樣,一板一眼的禮儀非常到位,宛如乖寶寶一般,可見決定熊孩子能不能熊起來的,最重要還是有沒有切身的相關利益。

    熊孩子,不對,女裝大佬現在就乖乖的,安安靜靜的坐在一側,親自給司馬徽和斐潛烹煮茶湯,雖然斐潛不見得會喝,但是能看見這樣一個場景,不知道爲何心中頗有些暗爽之意。

    要是真穿上女裝

    咳咳,咳咳。

    “好好,不知子淵學宮之處,五經如何安排”水鏡先生司馬徽這一次倒是幾乎是挑明瞭說道,不知道是覺得不願意和斐潛繞彎子了,還是覺得沒必要。

    斐潛紛飛的思緒迴歸了正題。

    五經是那五經

    若是在後世,搞不好還有大把的人瞪着眼珠子企圖萌混過關,但是在漢代當下,若是一個士族子弟不知道五經是什麼,真的就該拔劍自刎了。

    “守山學宮之內,五經不分大小。”斐潛笑笑,他有些猜到司馬徽是什麼意思了。

    “好”司馬徽習慣性的開口說了一半,卻皺起了眉頭,說道,“縱然無大小,總該有先後。”

    “亦無先後。”斐潛實話實說。

    司馬徽頓時面容一緊,然後無奈的鬆了下來,緩緩的說道:“五經事關重大,豈能無先後”

    斐潛搖搖頭說道:“聞道有先後,經文麼,何必有先後”

    “聞道有先後”司馬徽喃喃的重複說道,“聞道有先後,經文無先後這個嗯”

    斐潛有些疑惑的看着司馬徽,這不是很平常的話麼,哦,對了,歷史上說這句話的那誰誰還不知道在哪裏呢

    司馬徽強調五經,其實這就是今文和古文當中的一個很大的差異點。

    今文經,漢代人口述,用隸書而寫,稱之爲今文。而那些早期的,用各種花鳥大小篆體寫成的,早於漢代的經書,就是古文經,而在今古之中,這五經的排位,是很有講究的。

    華夏人習慣排位,三皇五帝,九天十八地獄,就連後世也是大受影響,雖然未必有所謂迷信了,但是依舊會有各種小圈子,小排位,甚至連娛樂圈戲子場都要排個一哥二姐三鮮肉什麼的

    所以司馬徽在講五經排位的時候是相當認真的。

    可是斐潛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對於推崇今文經學的儒家弟子來說,五經是這樣的:詩、書、禮、易、春秋。

    而強調古文經學的儒家子弟來說,五經是這樣的:易、書、詩、禮、春秋。

    或許在不甚瞭解的人眼中,這個有什麼區別,就像是撲克牌花色,習慣最左邊放紅心的還是黑桃的,不都是一樣的牌面

    但是實際上,在儒家子弟當中,尤其在漢代當下,這個排位很重要,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主張今文經學的人認爲孔子是“素王”,當然不是指孔子喜歡喫素本章說注,那麼對於今文經學來說,五經就是孔子闡述微言大義的憑證,詩、書、禮,是素王在政治上具體的禮節和教化的內容,而易和春秋則是孔子思想的精細微妙所在。詩經放在第一位,是因爲詩經最淺顯,易經在後面,因爲易經很玄奧很高深,而作爲孔子編訂的春秋則是在最後面,也就等於是孔子比古代帝王都要高深玄奧。

    古文經學的人則是習慣經文成書的時間來排列,易經是伏羲那個上古時候的,自然是第一,書是從堯典開始的,所以第二,詩經最早的是商頌,比堯舜晚,排第三,禮經主要講的是周公時期的,所以第四,春秋其實是魯史,又經過孔子的修訂,位列老小,排在最後。

    所以同樣是排在最後的春秋,但因爲在前面排列的不同,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今文經書表示孔子就是“素王”,古文經則是說孔子就是個整理圖書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學者而已。

    爲了這個所謂“正五經”或是“顛倒五經”身份稱謂,在西漢中後期,差點人腦袋打出狗腦袋出來

    可見人真不能閒,和先秦抗爭的時候屁事沒有,一清閒幾十年上百年下來,屁都是事了。

    司馬徽不清楚斐潛現在腦袋裏面轉悠的屁和事的關係,但是他清楚斐潛肯定已經是大體上明白今文古文相爭的情況,並且還有了他自己的想法和策略,於是就將目光投了過來,說道:“五經之事,子淵既有定論,不妨賜教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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