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這個時候雖然實施的是九年義務教育的制度，但是，在偏遠山區的很多地方，這些地方明面上是執行了這樣的一種制度，但是，卻很難達到全方面的教育。
大山裏面的孩子住得比較分散，一些孩子想要上學，需要走上十幾裏的山路才能夠從家達到學校。
而這十幾裏的路是需要走很長的時間的，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天還沒有亮就起來開始走路到學校去上學，而且，他們在種地或者是其他時間裏，都是沒有時間到學校去上學的，家裏面需要他們幫助家裏面幹活。
這個指的是家裏面有條件能夠讓孩子到學校去讀書的，還有很大一部分家庭的家長，對於孩子的學習基本上不予考慮，特別是這個時候的女孩子，按照他們的想法，女孩子遲早要嫁人的，算是賠錢貨，拉扯大了以後，學習不學習沒有什麼價值，在家裏幫着家裏人幹活纔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樣的家庭很多，這樣沒有書可讀或者是讀到小學兩三年級就被家裏面的家長逼着輟學的學生很多，這都是需要幫扶，需要受到教育的孩子。
他們學習的時間會更短，而且乾的活也是最多的，她們需要在家裏面帶着弟弟妹妹們一起過活。
這個時候，家裏的大人都要到田間地頭去幹活，要不然的話，到了收穫的時候，他們是沒有什麼收成的。
這樣家庭的男孩子相對要好一些，大部分人都是重男輕女，覺得男孩子長大以後是一個好勞力，在鄉村當中分到的地也是要比女孩子多很多的。
這個時代的農村基本上都是這樣的一種情況，生男孩子給五畝地的話，生女孩子也就只給半畝地，差距那是相當大，這個事情也是跟人們受到教育少，國家一些政策地方上沒有實行好有一些關係。
這個時候的人們也不像後世一樣，各種業餘生活豐富，他們幹完活回家以後，基本上沒有什麼事情的話，就是造小孩運動。
越是偏遠的地區越是這樣，他們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做，也沒有什麼避孕措施，而且他們希望多生孩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孩子多生出來是一件好的事情，男孩子越多越好，要不是有國家的計劃生育，他們會越生越多。
孩子多了，讀書的這種事情自然就難了，他們沒有時間照顧小的孩子，那就得大孩照顧小孩。
這個時候，不但是山區當中的孩子，就是學校的老師也是一樣，他們在種地或者是秋收的時候，都需要自己動手幹活，去收穫糧食，這樣的話，才能夠保證他們最基本的生活，可以這樣說，貧困山區當中的學生苦，老師也是相當苦的。
而且，這些個地方的老師大多數都是沒有什麼太多學歷，沒有教師資格證的鄉村教師，他們沒有大城市當中那些老師的福利待遇，只有這每個月微薄到極點的工資。
正是因爲這樣的一種情況，國家在這個時候搞了希望工程，希望藉助着希望工程能夠讓更多的貧困山區的孩子讀上書，能夠通過讀書改寫他們的命運。
希望工程是由團中央、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於一九年發起的以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兒童爲目的的一項公益事業。
其宗旨是建設希望小學，資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重返校園，改善農村辦學條件。
說到希望工程，李忠信瞬間就能夠想起那雙大眼睛。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七歲的蘇明娟是張灣小學的一年級學生，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解海龍到金寨縣採訪拍攝希望工程，跑了十幾個村莊，最後來到張灣小學，找到了正在上課的蘇明娟，一雙特別能代表貧困山區孩子“渴望讀書的大眼睛”攝入他的鏡頭。
這幅畫面爲一個手握鉛筆頭、兩隻直視前方對求知充滿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題爲“我要上學”的照片發表後，很快被國內各大報紙雜誌爭相轉載，成爲中國希望工程的宣傳標誌，蘇明娟的那雙渴望讀書的大眼睛也隨之成爲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
和“大眼睛”一樣，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大鼻涕”和“小光頭”。
這三個年輕人，就是希望工程三個標誌性照片的主人翁：“大眼睛”蘇明娟、“大鼻涕”胡善輝、“小光頭”張天義。他們以渴望上學的眼神和自身的經歷，喚起了全國人民捐資助學的熱潮。
“大眼睛”蘇明娟是衆所周知的希望工程標誌性照片。但是，“大鼻涕”卻曾經差點取代“大眼睛”而成爲希望工程的標誌性照片。
“大鼻涕”是希望工程使用頻率最高的照片之一，所有的看到照片的人都會聯想到“大鼻涕”在聲嘶力竭地喊：“我要上學”
九二年的時候，著名攝影記者解海龍用鏡頭進行農村教育狀況調查時，透過窗戶紙看到孩子們正在讀“山、石、水、火”等字。“大鼻涕”讀得特別賣力，他皺着眉頭，流着鼻涕。
“大鼻涕”的形象發表後很受喜愛，並差點取代“大眼睛”成爲希望工程的標誌性照片，後來因爲覺得女孩子更能夠感動人，才選了蘇明娟。那個時候希望工程開始大規模宣傳，“大鼻涕”、“大眼睛”和“小光頭”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
忠信公司在希望工程成立以後，就開始對希望工程進行了大力支持，也算是希望工程當中最大的金主，只不過李忠信還是覺得他們忠信公司做到的並不夠，他們需要拿出更多的錢來支持希望工程，他們應該更用心地來支持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