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劉陶的衣冠與目前爲止所犧牲的士兵的靈位奉到英烈祠後，郭斌自然要發表一番講話。
“秦失其鹿，英雄羣起而逐之，而漢高祖獨得頭籌，至今四百餘年矣。”見就連前來觀禮的各家代表也聽得入神，郭斌很是滿意，繼續道：“四百餘年間，雖不乏王莽之輩竊據九重，天下紛亂後仍歸於一統。”
“大漢王朝驅匈奴於漠北，逐百越於天南，天之驕子狼奔豕突，南越諸王抱頭鼠竄，奄有中原數百年之太平。天下萬姓同聲一呼，四方夷狄共來朝賀者，以歷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輩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你我皆爲炎黃子孫，是華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稱漢人者也。”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歷來都有祖先崇拜的傳統，對於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業，亦會聽得熱血賁張。其實何止是這些漢朝人，郭斌又何嘗不是熱淚盈眶
因此這一番話，重新將現場氣氛點燃，下面的關羽、張飛、陳到自是激動得熱淚盈眶，便是趙雲這極穩重的方面大員和黃忠這年紀稍長之人，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氣。而文臣之中，戲志才收起了浪蕩不羈，徐庶與荀彧則是呼吸急促，緊緊捏着拳頭。武將對於建功立業、揚威異域的事情固然極是熱衷，文臣們感受到更多的卻是郭斌這一番話中展現出來的氣魄和野望。
只聽郭斌渾厚中正的聲音平和卻有力，迴盪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鮮卑族，今又有烏桓族。山東原有東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漢族。所謂漢人萬姓之興衰者，亦即華夏國族之興衰也。”衆人聽了，不覺紛紛點頭。
“天子者，以天授之權護佑華夏國族者也；士民者，以聖人之教化育萬民百姓者也。然天道無親，世事無常。勾踐有臥薪之厄，耀夜有囊螢之光，豈獨我華夏一族乎爲百姓萬民伸張，替華夏國族正名，信大義於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雖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齊之高義，恐先賢遺志難現於聖朝。及至延熹年間，黨事大起，天下紛攘。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元禮即李膺、張敦樸即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毀家紓難、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今劉公陶所爲，不令先賢專美於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損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毀其節，其劉公之謂歟故，今立此英烈祠於陽翟，上則追慕先賢之遺志，下則規勸後輩以奮勉也。”
在東漢一朝，因黨人一直佔據道德輿論的制高點，所以黨錮之禍一直飽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質疑。然而，人類總是傾向於趨利避害的，在黨錮之禍後期便出現了許多以隱居之名，沽名釣譽的小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價他們爲“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因此，不得不說，兩次黨錮之禁敲斷了許多東漢士人的脊樑，“名”、“節”相離的頹廢氣象如今也逐漸顯露出來。
因此，郭斌此時這一番行爲，既是爲了潁川郡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使大家有一個可以爲之奮鬥的共同目標，也是爲了藉機整合整個潁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擴大自己的實力，使得潁川在即將來臨的亂世之中獲得生存的砝碼，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氣魄的願景在裏面。當然，在長遠來看，激發民族意識，使天下人都具有身爲華夏國族的自覺、驕傲與責任心，才能在即將到來的五胡亂華之中站穩腳跟，乃至徹底將這種可能性扼殺在搖籃裏。
中國雖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形成了統一的龐大帝國，也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並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異，便是民衆效忠的對象不同。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成員效忠的對象乃有共同認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體制，其認同感的來源可以是傳統的歷史、文化、語言或新創的政體。而兩千年前中國所形成的尚處於初級階段的稚嫩的民族國家，其效忠的對象則是君主，亦即所謂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進者所提倡的“愛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礎上的。
孟子所謂民貴君輕，不得不說已經有了建立民族國家的苗頭，可是囿於時代的限制，他的繼承者們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響。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思想，便不得不通過“天能干預人事，預示災祥，人的行爲也能感應上天”這種矇昧而帶有迷信色彩的說辭，通過上天來鞏固天子地位的同時，也通過上天來限制天子無限的權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雖然爲國家大一統和天子獨攬大權的理論提供了依據，在某種程度上卻又限制了天子的無上權力，爲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權開了一個口子。
在黨錮之禍中，士人階層大致代表了社會良心，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積極力量。郭斌的打算是，藉助並扶持這股積極力量，使得其不會如歷史上那般在黨錮之禍中便將尊嚴喪失殆盡，最終在五胡亂華中被完全摧毀。因此，如今郭斌建立祠堂祭祀劉陶的做法，既有立足於當時環境中的功利性地考慮，又與爲了保存民族脊樑的長遠目標相互切合，是他在漢朝一步步建立更確切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大方針所必須要採取的措施。
郭斌說完這一番話，下面一片寂靜，待過得片刻方暴起山呼海嘯般的掌聲。即便是以戲志才的放浪不羈與司馬徽的淡泊靜遠，面上雖不曾變色，攏在袖子中的雙手卻均是激動得不住顫抖，想來是聽懂了。
這一番話，口口聲聲是誇耀漢朝的豐功偉績，一口一個要爲了華夏民族不惜己身，說的卻全是黨人，一句忠君的話都沒有。對於黨錮之禁的根本原因，士林中絕大多數人都只是看個大概，很多人更是爲了好名聲而投身進去。然而，這表象卻騙不過像司馬徽、戲志才、荀彧、徐庶這樣的頂尖謀士去。
這幾位跟着郭斌時間都不短了，尤其是戲志才，與郭斌關係最爲緊密，是最早跟着郭斌的謀士。一般的文臣武將跟定了主公，是要給人出謀劃策，鞠躬盡瘁的，可郭斌倒好，在大事情上那叫一個拿得定主意，手下的人大約只要照着他劃定的大路子走，工作便基本不會出現大的差池。即便是以戲志才、荀彧、徐庶之才，也不得不承認，自從跟着郭斌以後非但學到了許多新東西，連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格局也高了許多。
官場上的那些彎彎道道郭斌似乎壓根兒就不在乎，可是他越是如此堂堂正正地橫衝直撞，越是沒有人敢給他耍陰招、使絆子，便是以十常侍之首張讓的囂張跋扈，在郭斌面前亦只有唯唯諾諾的份兒。
仔細想來，郭斌從未用過什麼險計，即便有時候看起來險之又險，卻是計算妥當之後再做的。當初長社之戰，郭斌率領六百騎兵衝擊二十萬黃巾大軍的連營，將南路黃巾主力的作戰意志摧毀得七零八落。這聽起來似乎是險之又險的一戰，卻是郭斌算定了黃巾大軍規模過於龐大，各部之間聯絡既不順暢，軍令不通，軍事素質又是良莠不齊，難以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再加上黃巾大軍聯營連綿廣大，處處都是破綻，波才便是想要組織精銳兵力防禦，那也是防不勝防。
再說廣宗之戰，郭斌之所以敢於隻身入敵營，是算定了這些黃巾軍精銳早已走投無路，投降官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況且又有褚燕知曉他與張角的關係，因此郭斌是官軍之中最適合前去招降的人。況且，以他與張飛的功夫，若是真的出現意外也自可脫身。不要說小小的廣宗城，便是京城大內亦可來去自如，更不要說當時城中的百姓裏還有許多關風龍的弟子在其中呢。
要說郭斌使計的戰鬥，怕只有當初在塞外伏擊鮮卑大單于和連的那一次。雙方實力相差太大，若不巧施奇謀，怕也難以勝得如此乾脆利落。郭斌年紀雖不大，在戰場上卻足夠謹慎，他所堅信的戰爭原則便只有一條，那便是以多勝少。即便是在全局上兵力少於敵方，也要在運動中撕扯敵方陣型，以期在局部形成壓倒性優勢的時候一舉獲勝。
正是因爲郭斌這種戰略戰術思想，使得他手下的文臣謀士也都受到了影響，凡事都要站在高處，在將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摸清楚後，有了高屋建瓴的認識，再做決定便會大大提高獲勝的機率。
顯然，如今郭斌這一番話的意思，戲志纔等人也明白了個七七八八。
這一章卻是要了潛陽的老命了，古文果然不是潛陽肚子裏這點兒墨水能駕馭得了的。貽笑方家便貽笑方家罷，就當是拋磚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