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是，“待招”雖然不是人人可以想進就進的，但反過來也同樣是，即使你成了“待招”，卻也未必能如你所願，想見皇帝就能見到皇帝的。
待招，待招，顧名思義，開宗明義，說的就已經很清楚，等待傳召，只有在皇帝閒暇時，心情好時，或者無聊時，或者他忽然想起還有你這樣一個人時，你纔是“待招”。
而傳召你唯一因素，就是要借用你身上的絕技、本事，供皇帝一樂。
據張銑注“待詔，待天子命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堪稱專供一人之樂的制度，傳說最初興起於秦末漢初。隨着大漢王朝政權一統，四海逐漸得以修生養息，朝野上下也有了一定的閒暇時光，飽暖之下，娛樂的需求也就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
對此，漢書公孫弘傳記載的較爲全面和客觀“時對者百餘人拜爲博士，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收弈，各別院以稟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
由此可見，漢代以才技徵召士人，讓這些特殊人才隨時聽候皇帝的詔令，其名“待詔”。圍棋，能夠進入這個“待詔”序列，也從令人信服的正史角度佐證了圍棋在當時的發展和興盛程度。而這個制度的積極意義，更多的還在於“以私見公”
即，以皇帝一人之私，無形中將天下各種有才之士一網打盡，不也正好因應了最早興起時的那種“唯纔是舉”、“舉賢若渴”的盛世之境嗎
當然在這些待詔者中，也還是會分出三六九等，比如特別優異者可以直接待詔金馬門，以備顧問。與皇帝越近，自然也就分出了親疏高下。而漢書也毫不諱言在結尾道，“其所重者詞學”，可見四書五經始終都是朝廷的正統禁區和道德高地。
漢代以後，待詔成爲統治者的一種固定模式得以延續，即使在紛亂的魏晉南北朝，衆多皇帝也沒有忘記在金戈鐵馬和後宮嬉戲之間，不時來一番附庸風雅的詩詞歌會，聞雞起舞，紋枰對坐。而與此同時，更有許多歷史上身負抱負和驚人絕技的大名士、大文豪，在無法出人頭地時，都曾躋身於這個頗具中華文明獨特光環的“待詔制”，得以獨闢蹊徑地獲得了發現和重任。這裏面，僅隋唐時期，就有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等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據唐書記，“永徽後，有許敬宗、上官儀、皆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玄宗即位，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
但是這裏要特別說明一點，待詔制在唐朝開始，曾有一次分野。歐陽修在新唐書百官志詳盡記述道
“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掌教習宮人書、算、衆藝初，內交學館隸中書省，以儒學者一人爲學士，掌教宮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習藝館，又改曰萬林內教坊，尋復舊。有內教博士十八人，經學五人，史、子集綴文三人，楷書二人，莊、老、太乙、篆書、律會、吟詠、飛白書、算、棋各一人。開元末，館廢，以內教博士以下隸內侍省，中官爲之。”
由上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稱謂上的變化，其實是包括圍棋在內的中華傳統技藝的一次集體升格。從“待詔”的直呼到“博士”的尊稱，顯然隱藏着的，不僅有皇帝以下整個統治階層文化層面和格局的自我甦醒，也有某種自上而下的俯視般的對下層的自覺擡舉。
具體到圍棋上，正所謂名正言順，棋博士這種尊稱，已經不是簡簡單單的稱謂變化可以說明圍棋以及棋手的地位飆升。也正因爲如此，一個棋博士從被發現到被推舉，整個過程也是有着極其嚴格的甄別和選拔程序的，非真才實學，非國手層級，在當時是萬萬不可能被帶到皇帝面前的。
可以說，棋待詔的出現和推廣，不僅保證了每一個時代最頂尖棋手的脫穎而出，優越的社會地會和良好的生活環境使得其技藝水平始終保持在一個巔峯狀態。而且這些被選拔上來的頂尖棋手，在隨侍和陪伴皇帝下棋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因爲這樣的一種特殊身份和背景，成爲一種推動圍棋向羣體化、普及化方向發展的主要力量。更值得矚目的是，這些國手自覺或不自覺地還從三個方面完成了圍棋社會角色的定位和轉換
其一，個人的棋藝總結，著書立說，開館收徒，從理論上保證了圍棋生生不息的良性發展。
其二，公開和不公開的棋藝比拼、賭約、邀戰，真刀實彈的實戰碰撞與強強對壘，也保證了圍棋在實踐上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其三，奉詔在與皇帝對弈的同時，自然也以皇帝手中的一張王牌，參與到國家外交層面，無形中推動了圍棋向中華文明之外的國度和文明的擴張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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