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过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这并非虚辞。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洋八股”等，即立现高下。
周作人就，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汉字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在它背后还有一种和谐流畅的人性美。
由这种特性的文字组合起来的经典文章，内部就回旋着自然的节奏与韵律，久久诵之，一朝顿悟，才能体会出文章、语言内部的韵味和结构上的匠心。
“诗不可译”，同样，中国经典的古文，翻译成白话也极为困难。一者许多时候它是多义的，一部老子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读出新意；二者一旦翻译，不免要丢失文字中的一些美和内部透露出来的十分微妙的消息它的音乐性、内含的气韵，以及一层模糊的、属于直觉感知到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再者就是语言的精练。
胡适那一代作家，写出的东西很耐琢磨，多半底蕴浑厚，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有古文根底，有的后来到西方留过学，博古通今，笔底的白话文不需太多的自觉性，就已融通了文言的肌理、精血，“天然”地带了历史文化的气息。
而况白话身，比较通俗，要求大众化，任其发展，其演变趋势必是越来越“粗糙”、简单、实用、平面，这是与大众要求相一致的。单单学习这样的语言，很难掌握汉语之精妙。这时，就需要通过学习雅致精深的古文，来提升自己谋篇炼字的艺术技巧和领。
现代人写文章太过“明白”、“大白话”，就在于深受其害，学古文太晚，不通文言，对历史文化一知半解。而没有了这个底蕴，全面切断古文化资源后，14年以后的数十年来，整个文化层已然断裂，文字内部就很容易苍白、空洞，没有多少文化气息了。
这种文体最初成型于激进的“左翼”作家们笔下，鼓吹粗俗，接近于口号，是一种“土八股”。相对于土八股来，现行文字中又出现了一种“洋八股”形式上花哨、华丽、铿锵有力，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类于时下的报纸社论。
“文革”以后的作家，有一点成就的，如贾平凹，都恶补过古文，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化。不把这一课补足，文字上不来，文章不耐看，那就真像唐德刚的，“不堪一读”、“不三不四”了。
所以，古文既是汉字的“根”，也是汉语的“根”，更是我们生活的“根”，文化的“根”。“根”不壮，“枝叶”不茂。
港台对于古文的教育，就比大陆好一些，它们更没有出现由于“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坏，而引致的全面性文化断层。
因此，李建军根据目前那些千疮百孔的语法规则与生活语言标准，来衡量贾平凹这么一个有意抵制时下文体的作家作品，就有了许许多多看不太顺眼的地方。
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因为自己在写、散文时，也很自觉地、十分心地规避着它们，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敏感地规避，像防着瘟疫和“非典”。
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或古文，至不济也是明清白话，如金庸笔下武侠那样的，都是对日常生活用语的提升或提炼。目今这一传统已四散飘零，面目全非，只在老辈子作家们那里，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沈从文、汪曾祺等，顽固地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