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團中，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再說徐泰時又不是沒有退路。
倘或朱翊鈞現在一下旨，徐泰時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僕寺的攤子，回蘇州老家繼續建他徐家的園林去。
人家的主業是晚明有名的建築家兼園林設計師，當不當官都不影響他成爲蘇州名園的建造者。
說不定當了官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難伸呢。
因此朱翊鈞當然不會把希望寄託在徐泰時身上。
“本”不是徐泰時，治了徐泰時也對馬政無益，還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氣。
按照崇禎皇帝的經歷來看，官僚集團是有反彈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頒佈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被官僚集團成功反擊回來，最終受害者不是轉嫁給朝廷，就是轉移到百姓頭上。
所以李自成後來造反的時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評價崇禎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意思就是，皇上其實並沒有多壞，卻總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們矇蔽着，因此天下百姓才以爲皇上像隋煬帝與漢桓帝。
推己及人，朱翊鈞雖然沒有乾綱獨斷的性子，但也並不想當一個時刻被反賊深深同情着的皇帝，
“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過是少了幾匹馬，百姓卻是有傾家蕩產、賣兒鬻女之憂。”
“既然太僕寺的運轉用的是百姓上繳的俵銀，那理應由百姓來監督太僕寺的收支出入。”
太陽漸漸沉了下去，殿內的光線也一點一點地黯淡了下來。
皇帝的臉從昏黃慘淡的陰陽交界處擺脫出來，變成一種肅穆得近似於朝奉祖先的表情，
“太祖皇帝當年頒佈的中，不就有一條民拿害民官吏例嗎”
以明朝歷代帝王的經歷來看，和朱翊鈞一樣當過“老百姓”及“普通人”的只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於某種程度上和朱翊鈞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認爲真正能阻擋官僚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因爲官僚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所以只要民衆能保護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團便無處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於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國之處就頒佈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遠重於的。
其中特別針對害民酷吏設置了許多“羣衆監督政策”，規定百姓有權力將害民的基層官吏綁縛進京，交予皇帝處置。
換句話說，“羣衆監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項朱元璋當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
現代老百姓朱翊鈞爲了發佈自己構想中的“羣衆監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羣衆監督政策”作投路石。
張誠回道，
“太祖爺用心當真艱深。”
張誠只說了那麼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這個話題上多張嘴了，
朱翊鈞卻不肯放過他，
“朕是想恢復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來便是舉棋不定”
張誠張了張口，道，
“太祖爺雖有祖訓，但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時就被廢除了。”
“後來成祖爺爲維護祖訓起兵，即使恢復了，但在永樂十九年時也下旨說要一律依擬罪，不許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仁宗爺即位後更是以軍民動輒綁縛凌辱文武官爲有傷大體，下令只許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陳告，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
張誠羅列完朱元璋之後三位大明天子對的實際態度就不吭聲了。
事實上他也不需要吭聲了，事實勝於雄辯，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寵愛的兩個嫡親孫子在即位之後均不約而同地第一時間廢除了，足可見在統治集團內部並不受待見。
張誠雖然不敢把話說得太直白，但他的邏輯很明晰的。
明太祖特別賦予了百姓羣衆監督的權利，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還專門寫了來預防，卻不想後頭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兜了一個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紅巾軍起義前的歷史起點。
反正遵守祖訓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去理他，硬要去廢除他定下的法度，朱元璋也不能從明孝陵裏爬出來教訓他們。
但是換個角度講，能讓子孫後代昧着良心也要廢除的法律，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想來也不大甚高。
倘或撇去因“靖難”旗號而不得不將“祖制”奉爲圭臬的明成祖，建文帝和明仁宗共同選擇爲官僚集團撐腰，想來也是爲了維護帝王之尊，而非是想爲虎作倀。
帝國體制下，官僚集團總喜歡將皇帝的個人利益與自身的集團利益相綁架，以致於皇帝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有時候並不能完全一致，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
“難怪海瑞生前提及恢復祖制時，衆臣議論紛紛，太祖皇帝仁德愛民，後世卻反道其殘暴酷虐，想來這也是大臣們的說法。”
朱翊鈞開口道，
“他們污衊太祖皇帝，實際就是不願見到百姓能有權利去監督他們，這和他們後來對付海瑞是一樣的道理。”
張誠道，
“百姓也不全是好的，就是太祖皇帝在時，也有刁民倚仗民拿害民官吏例侮慢官長，藉機橫喫橫喝，敲詐勒索，甚至在拿獲貪官污吏後私作交易。”
朱翊鈞回道，
“官吏纔要分清官和貪官，百姓就是百姓，何必要分出好壞”
“世上之人無有十全十美者，倘或一個國家非要百姓十全十美才能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那這個國家奉行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惡政。”
皇帝說着，一面拿起張誠方纔擱在御桌上的奏疏，一面認真道，
“要百姓監督，只靠邸報讓百姓知曉衙門的收支明細是不行的，必須得要讓百姓有權投票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