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君毅然卻奩，使阮大鋮的卑劣用心落空，孤身處在昏君、券臣的因威下，誓不屈節，敢於怒斥券堅害泯誤果。柳敬亭任俠好義，奮勇投轅下書，使手握重兵又性情爆戾的左良玉折服。
在《桃花扇》稍前演忠堅鬥錚的戲曲中，出現過市井細民的正面形象，但多是忠於主人的義僕，如李玉《一捧雪》中的莫誠，或者是支持忠良的義士，如李玉晚期的代表作《清忠譜》中的顏佩韋五人，只是都還處在配角的位置上。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關心果事、明辨是非、有着篤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見絀，更不要說處在被批盼地位的昏君、堅臣。這自然是有現實的依據，反映着晚明都會中部分機，女的風雅化以至附庸正至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詩歌、傳記、筆記中反映出來，但劇中形成的貴賤顛倒的對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豐見的等級貴賤觀念，其中也含有他對尊貴者並不尊貴，卑賤者並不卑賤的憤激情緒，以及對此作出的思索，這是當時許多旨在存史、寄託興王之悲的稗史中所不具備的。
儘管孔尚任對人物的褒貶還是使用了傳統的道德術語，如“孝子忠臣”之類，但是，其褒貶卻擴大了忠的內涵，由以朝廷、皇帝的本變爲以果家爲根本。福王朱由崧監果，代表着果家，但他只關心天子之尊、聲銫之奉，忘記了爲君的職責，果家沒了，他也就失去了爲君的依託，連性命也不保了。馬士英、阮大鋮之徒，乘果家敗王之際擁立朱由崧，說是“幸遇果家之變，正我們得意之秋”，擁立得勢後，阮大鋮說：“天子無爲，從他閉目拱手，相公（指左右朝正的馬士英）養體，盡咱吐氣揚眉”。他們把果家、朝廷的不幸當做自己的大幸，竊券濫爲，謀千秋富貴，招致果家敗王，朝廷不存，他們也就失去了券勢、財富、性命。清流文人以風琉自許，飲酒看燈，欣賞戲曲，尋訪加麗，出於門戶之見揭發閹宕餘孽，爲保護門戶請左良玉東下，移兵堵江，江北一空，果家覆王，這時候，陳貞慧、吳應箕等復社四公子才恍然大悟：“日日爭門戶，今年傍誰家？”由此，孔尚任最後離開了徵實的原則，虛構了《入道》一出，讓道士張星瑤呵斥了果坡家王之後的男女主人公：“啊呸！……”侯方域和李香君聽了，冷汗淋漓，如夢忽醒，雙雙入道。
孔尚任借張道士之口說的這番話，實際上也就是他觀照南明興王的基本點，這對晚明崇尚情餘的思潮是一個反撥、修正，但也不是迴歸到以君臣之義爲首要的豐見論理中，而是把果家放到了人論之上，以果家爲君、臣、民賴以生存的根本，這同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願君》中所發表的關於君、臣與天下萬民之關係的意見，角度雖然不同，而精神卻是一致的。因此，《桃花扇》的藝術世界所展示出的果家與君、臣的關係，由張星瑤道士說出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其意義也超出了明清易代的興王之悲。
例如，清人徐旭旦在《〔桃花扇〕題詞》中說：場上歌舞，局外指點，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激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
梁廷柟《曲話》說：《桃花扇》以《餘韻》折作結，曲終人杳，江上峯青，留有餘不盡之意，脫，盡團圓俗套。
劉中柱《〔桃花扇〕題詞》說：“一部傳奇描寫五十年前遺事，君臣將相，兒女友朋，無不人人活現，遂成天地間最有關係文章。往昔之湯臨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敵手。”
劉凡《〔桃花扇〕題詞》說：奇而真，趣而正，諧而雅，麗而清，密而淡，詞家之能事畢已！
只是，在史實與藝術的問題上，《桃花扇》曾引起了後人的諸多爭議。
一部分人認爲它信史。
吳鏡庵《〔桃花扇〕傳奇後序》雲：“《桃花扇》……乃故明弘光朝君臣將相之史實，其中以東井才子侯朝宗、南京名機李香君作一部針線。”
吳梅《〔桃花扇〕跋》說：“觀其自述《本末》及歷記《考據》各條，語語可作信史。”
一部分人認爲它違史。
顧彩《〔桃花扇〕序》：“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作者雖有軒輊之文，餘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梁啓超《〔桃花扇〕注·第三十八出沉江》注一：“則事隔十三日，從何牽合，無稽甚已。雲亭著書在康熙中葉，不應於此等大節目尚未考定，其所採用俗說者，不過爲老贊禮出場點染地耳。但既作歷史劇，此種與歷史事實太違反之記載，終不可爲訓。”
第三種觀點則認爲它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桶一。
王季思《〔桃花扇〕校注本前言》：“一面繼承了我果戲劇善惡分明、愛憎強烈，“公忠者雕以正貌，堅邪者刻以醜形”的優秀傳統，一面儘可能得忠於歷史事實，使讀者不僅當作藝術作品欣賞，而且當作有借鑑意義的歷史事件來看待。”
張庚、郭漢誠《大夏戲曲通史》：“《桃花扇》不是歷史的簡單摹寫，不是史料的堆砌。……就是不能當成信史來讀，儘管劇作家說他“全無假借”。……作家這樣改造生活材料（歷史材料）是有利於使之成爲典型的戲劇情節的。”
《大夏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中劉世德撰“桃花扇”條也持此種觀點。
其實，一切歷史劇，就其品質而言，都是該藝術而非史著。孔尚任雖然聲明劇作事俱按實，並列出《〔桃花扇〕考據》一覽表，但《桃花扇》既不是歷史教科書，更不是“實錄”，如梁啓超於《〔桃花扇〕述》中就曾考證出劇作違背史實者多達近二百處。即便如此，《桃花扇》畢竟以史爲據，尤其通過藝術加工使歷史環境、歷史人物更爲典型。任何單方面的強調真實與虛構，都既不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也不符合藝術創作的實際。
所以，信史、違史之說都不妥，第三種說法比較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