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李白除了是一名詩人，同時還是劍法精深的劍客。
傳聞李白曾隨名師學劍，劍術高超，“少任俠，手刃數人”。
尚武任俠，顯然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
唐代武俠小說的繁榮顯然與唐代的尚武任俠之風盛行密切相關。任俠的風尚及人們俠客的崇敬，大大推進武術的繁榮發展。
唐代的摔跤活動，更是讓武俠之風錦上添花。
隋唐時期，摔跤活動繼兩晉南北朝的衰落之後，重新復甦且盛極一時。
隋文帝時曾一度禁摔跤。當時百姓每至正月十五，便作摔跤之戲，“遞相誇競，至於靡費財力”，大臣上奏請求予以禁絕。
於是文帝下令遣散伎工樂人，禁止包括摔跤在內的百戲活動。隋文帝禁摔跤，一方面是因爲摔跤戲鋪張奢華，靡費財力，與之倡導節儉的主張不相符。
另一方面，可能也與隋文帝一再頒佈“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人間甲仗，悉皆除毀”的禁武令有關。然而這個禁令不久便廢弛了。
隋煬帝時，摔跤重新盛行，煬帝本人也極爲喜好。大業六年，“摔跤大戲於端門前，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可見其規模之大。
隋煬帝亦曾親自換上百姓衣服前去觀看。摔跤的復行無法禁止，當與人們皆好此戲不無關係。
唐代的君王大多對摔跤之類有濃厚興趣。唐玄宗每賜宴設酺，便“大陣山車、旱船、尋橦、走索、飛劍、摔跤。”憲宗、穆宗每隔三日就要觀一次摔跤戲。
從唐時文獻記載可知，寒食節、上元節、端午節、元宵節以及錢塘觀潮節，都要舉行盛大的摔跤活動。
在這些文獻記載中，還可以看到摔跤活動的情景。《唐音癸》載：“凡陳諸戲畢，左右軍槌大鼓，引壯士果袒相搏，較力，以分勝負。”
這說明當時摔跤是以擂大鼓開場的；摔跤時雙方均果露身體的一部分。這從敦煌藏經洞唐代佛幡絹畫上亦能得到證明。
這種裝束，與今島國相撲裝束極爲近似。
唐時的“小兒園”，是培養包括摔跤、相撲在內的雜戲人才的班子。“相撲朋”，則無疑是聚集摔跤專門人才的機構。
《角力記》中常提到的“社”，可視爲民間的摔跤組織。唐代的摔跤手可能已職業化，《角力記》的“抵人”，便頗似現代“職業跤手”之稱謂。
除去摔跤之外，唐代騎射之風同樣盛行。
唐高祖李淵未起兵之前，與隋將王仁恭一同守備馬邑郡，北御突厥。李淵對王仁恭談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不恆其陣，以弓矢爲爪牙”。
倘我方軍隊亦“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則能同樣具有突厥軍隊的戰鬥力。於是李淵“簡能騎射者二千餘人”，亦逐水草而居，嚴加騎射訓練，果然訓練成爲勁旅。
李淵重視軍隊騎射訓練和組建精良騎兵的措施，在推翻隋王朝、擊敗其他軍事集團、統一國家的歷次戰役中都取得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