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應該說明，魯迅《古小說拘沈》是未定稿，生前並未刊印。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1卷編入了《古小說拘沈》，並“按手稿及原引據書進行了初步的校勘”。《列異傳》原引據書《太平御覽》，《叢編》是以景宋本作校勘的，因此筆者也以景宋本爲據(系用中華書局縮印之商務印書館1935年景宋本，1960版，1998年重印本)。《叢編》如果沒有作校勘，當然不會發現問題，如1938年版《魯迅全集》第8卷收入時的情況一樣；但既然作了校勘，而且原書編纂者也提供了這種便利，所引據之書均註明了書名及卷次，這就沒有理由不寫出校記，尤其是當書名、作者都不相符(劉向的《列士傳》變成了曹丕的《列異傳》)，原書編纂者又作了校改時更應該加以說明，指出其異同。並且，筆者以爲單用景宋本校勘，仍然可能會存在一個問題：宋刊本固然優於各種傳抄轉刻本，可是魯迅當年在紹興整理古籍時不大可能用到宋刊本。他後來到北京輯校《嵇康集》時還只能取清代“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進行比勘。1927年魯迅在廣州購到清代南海李氏重刻本，這大約不過是據鮑刻本傳刻。直到1935年底，魯迅才預約購到商務印書館剛剛出版的景宋本一套，可是此時已是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已無時間再以景宋本來重新校勘《古小說拘沈》了。由於《太平御覽》流傳的時間長，版本衆多，各本中的文字是有出入的，魯迅根據明清刻本所輯錄的文字是否會與宋刊本有異呢?這是不能憑空作出推斷的，顯然這就很有比勘的必要。因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時，不應只尋求善本，《列異傳》也不應僅以宋刊本進行校勘，還應該用魯迅所使用的版本進行匯校，並著其異同，這樣如果遇到異文，無論是版本上的問題還是輯校上的問題就會清清楚楚了。如果匯校證明是由於版本不同而出現的差異，那麼將《列士傳》改頭換面變成《列異傳》的責任就不在魯迅而是明清時的傳抄轉刻者了。
《眉間尺》演出現場
鑄劍故事發生地聽語音
2.雖然《吳越春秋》、《搜神記》以及由魯迅輯錄的《列異傳》已經確定了鑄劍故事發生地在吳越楚三國，但是如果追尋更多一點資料，就能知道這個故事的發生地點並不限於吳越楚三國，韓魏趙三晉也是其流傳地。晉伏滔《北征記》雲：“魏惠王徙都於此(按指古宋城縣，今河南省境內)號梁王，爲眉間赤、任敬所殺。三人同葬，故謂三王陵。”“三王陵在(宋城)縣西北四十五里。”又，《郡國志》雲：“(臨汾)縣西南有大池，一名翻鑊池，即煮眉間赤處。鑊翻，因成池，池水上猶有脂潤。”(轉引自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這些民間軼聞與劉向《列士傳》所記是吻合的。魏晉時代持劉向說的還可舉一例：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曳明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漢書》魏張揖注云：“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1者，干將所造。”《史記》劉宋裴yī<a class="__cf_email__" href="/cdn-cgi/l/email-protection" data-cfemail="d9b799eb">[email protected]</a><script data-cfhash='f9e31' type="text/javascript">/* <![CDATA[ */!function(t,e,r,n,c,a,p){try{t=document.currentScript||function(){for(t=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e=t.length;e--;)if(t[e].getAttribute('data-cfhash'))return t[e]}();if(t&&(c=t.previousSibling)){p=t.parentNode;if(a=c.getAttribute('data-cfemail')){for(e='',r='0x'+a.substr(0,2)|0,n=2;a.length-n;n+=2)e+='%'+('0'+('0x'+a.substr(n,2)^r).toString(16)).slice(-2);p.replace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decodeURIComponent(e)),c)}p.removeChild(t)}}catch(u){}}()/* ]]> */</script>《集解》同張說。《列士傳》成書早於《吳越春秋》，劉向的時代也早於趙曄。劉向系漢宗室，楚元王劉交四世孫，生於約前77年(漢昭帝元鳳4年)，卒於約前6年(漢哀帝建平元年)。他在朝居官數十年，後來的職務是校閱古籍，他生平的功績就在校書，這項工作使他成爲了中國目錄學之祖。《吳越春秋》的作者趙曄是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生於東漢初年，早年曾做過縣吏，因倦厭仕宦，遠避蜀地犍爲資中(今四川資陽)。生平著述最重要的就是《吳越春秋》。由於他較劉向去古要遠，晚於劉向約一百多年，又居邊遠之地，能夠接近古史第一手原始資料的機運顯然要少得多，因此《列士傳》作爲雜史資料的價值是不低於《吳越春秋》的，所記眉間尺故事也是值得研究重視的，不應被更晚出現的《列異傳》取代。
眉間尺故事後來被改造爲孝悌的典範。《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三輯有《孝子傳》逸文，其中亦謂：“爲晉王作劍，藏雄送雌。”“尺破柱得劍，欲報晉君。”“將尺首及劍見晉君。”這與《列異傳》《搜神記》不同流，它也承認鑄劍故事發生在北方的晉國而不在江南的吳越。《孝子傳》在《隋書·經籍志》裏記有多部，如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所撰十五卷、南朝宋員外郎鄭緝之所撰十卷、南朝宋師覺授所撰八卷(魯迅關於老萊子的材料即得於師著)、宋躬所撰二十卷等，但《御覽》所輯未注爲何本。劉向也有《孝子傳》，隋時已亡失。魯迅《&amp;lt;二十四孝圖&amp;gt;》中提到“郭巨埋兒”故事實見於劉向的《孝子圖》，不是《孝子傳》，大約那是一個通俗讀本。《御覽》輯《孝子傳》逸文顯然是依從《列士傳》所說，而不取《列異傳》，這是值得重視的。但將眉間尺列爲孝子倒是一個很滑稽的事情：眉間尺的復仇不是爲了抗暴而是爲了盡孝。這樣一來忠孝卻不能兩全了，因爲報父仇則必須弒君，忠君則不可能做孝子了。但是儒家學說有一個很好的解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是孟子游說魏國時對梁惠王說的話(《見孟子·梁惠王》)，似乎孟子已有預見，後來傳說梁惠王果爲眉間尺所殺。因此表揚眉間尺爲義士和孝子均不成爲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