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把有關水滸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創作《水滸》過程中，忠實地接受了人民的觀點，這是《水滸》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的思想基礎。
《水滸》歷史地表現了農民起義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深刻地揭示了階級壓迫是這場農民起義戰爭的社會根源。高俅等奸臣貪官對人民進行壓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衆復仇之火，逐漸發展爲燎原之勢。
小說熱情地歌頌了在這一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宋江、林沖、魯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農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這次農民起義演變爲悲劇的內在歷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魯智深、阮小七等爲數不多的人反對招安之外，以宋江爲首的絕大多數人存在着濃厚的忠君思想，他們仇恨和反對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貪官污吏。[7]
因此他們的造反儘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卻不是要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梁山起義的悲劇也正是表現了封建社會里農民起義這樣一種無法超越的歷史侷限性。施耐庵如實地反映了農民起義本身這個不可克服的缺點，從而生動地描寫了梁山起義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而又轉爲失敗的全過程，深刻地揭示了農民起義的規律性。《水滸》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實的反映農民起義的偉大作品。
作品緊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題旨，刻畫梁山英雄。如作爲80萬禁軍教頭的林沖，經濟收入寬裕，妻子年輕美貌，家庭生活溫馨。這樣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決定了他安於現狀、怯於反抗的性格。面對調戲他愛妻的高衙內，雖然怒氣頓生，但礙於對方是自己頂頭上司高太尉的義子，只好忍氣吞聲地收回了那高舉的拳頭。
之後，高俅指使陸謙設計騙他的愛妻，並誘騙他誤入白虎節堂，他仍然忍氣吞聲。在充軍途中他受盡折磨，在野豬林裏險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與愛妻團聚。直到高俅指派陸謙等人，要在草料場將他燒死，才使他忍無可忍地殺了陸謙等人，雪夜上了梁山。[8]
“《水滸》108個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樣”（金聖嘆語）。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典型。比如林沖、魯智深和楊志三人，都是軍官出身，是武藝高強的英雄，但他們的性格各異。林沖有如上述。魯智深慷慨直爽，疾惡如仇，敢做敢爲，這都集中表現在見義勇爲和愛打抱不平上。
爲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鄭屠，犯了血案，無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爲了救林沖，受高俅迫害，連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輾轉上了梁山。楊志跟林沖、魯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他的生活目的在於“一槍一刀，博個封妻廕子，也與祖宗爭口氣”。
刻畫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場時，首先通過肖像描寫，展示人物獨具的性格特徵，這是《水滸》刻畫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魯達第一次出場時，通過史進的眼睛看見：他是個軍官模樣，“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絡腮鬍須，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只幾筆就揭示出魯達這個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對行者武松，寫他“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徵。[10]
《水滸》曲折動人的情節，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往往通過一個個場面展開、一個個細節描寫、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寫武松打虎的情節就是如此。第一個場面，寫他在景陽岡下酒店一連喝了十幾碗酒。接着第二個場面，寫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說：有大蟲傷人和三碗不過岡。武松懷疑店家用心不良，決計過岡。第三個場面寫他行數裏，看見剝皮樹幹上寫着有大蟲傷人等兩行字，武松將信將疑地仍繼續上岡。第四個場面寫他來到景陽岡上，看到山神廟前的印信榜文確信有虎。接着第五個場面才寫他在岡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這個場面中，老虎的一撲、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過，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樹上被折斷，他就勢按住老虎拳打腳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個個細節。這些細節在寫武松神勇的同時，扣人心絃地把情節推向高潮。[10]
類似的事件寫出不同的情節，這也是《水滸》的顯著特色。如林沖買刀和楊志賣刀[11]、武松打虎和李逵殺虎、武松殺嫂和石秀殺嫂、江州劫法場和大名府劫法場、以及林沖起解和盧俊義起解等等，事件類似卻寫出了完全不同的情節，顯示出生活豐富多彩和人物性格異彩紛呈。
《水滸》的結構是縱橫交錯的複式結構。梁山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縱貫全篇，其間連綴着一個一個相對獨立自成整體的主要人物的故事。這些故事自身在結構上既縱橫開合，各盡特色，又是整個水滸故事的有機組成部分。《水滸》的這種獨具特色的結構，是民間藝人“說話”特色的具體表現。與之相聯繫的是《水滸》的語言，它在羣衆口語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保存了羣衆口語的優點，具有洗練、明快、生動、色彩濃烈、造型力強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