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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中國的新式教育體系，這一點上陳鳴和文教部上下都絞盡了腦汁。這幾年裏他們一步步的推廣新式教育，進展雖然不快，但根基扎的到很牢固。全力經營規範國內的整個新式教育體系，也逐步接納舊日的私塾書院。因爲要改變的是一個泱泱大國上千年來的傳統，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科舉制在中國並沒有廢除，廢除的只是八股文，只是原先那考試的模式和內容。這在感情上讓很多人好接受了一點。
中國現在還是天、朝上國，沒理由完全拋棄自己的一些‘傳統’麼。
從新式教育的宗旨上出發，它是強調培養對國計民生有實際作用的人才，不是嘴炮；培養的對象也是有知識有能力的普通公民，記着這兩個字——普通。而不是專門培養官吏，不是讀書人。
在中國的過去，讀書人三個字在不知不覺間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文化人’，而更是意味着做官。特別是兩宋以後，讀書就是爲了做官，宋真宗的一首勸學篇到盡了其中真意。這兩種教育的宗旨目的就完全不同。
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教育宗旨的最大改變，放到後世的歷史書上，也一定會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樣的字詞來形容。因爲新式教育是全民教育，雖然短時間內陳漢還做不到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教育，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連‘義務教育’都做不到，但如此宗旨與傳統的讀書做官是有着本質的不同。
原先的官兒、朝廷再宣揚推崇教化，也沒想過‘全民教育’。因爲這樣一來讀書人還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呢？大家都是讀書人了，泥腿子武夫都是讀書人了，他們可沒這樣的宏志。而新式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全面普及教育。
在新式教育體系裏沒有傳統私塾書院的位置，因爲傳統私塾書院太重經史了，對於新式教育要求教授的科目視爲奇淫技巧，兩邊完全不搭。新式教育體系各級各類學校的劃分也更爲嚴格。教學科目包括了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外語、中外歷史、中外地理、算學、博物、物理及化學、法制及理財、圖畫、體操等等科目。
教育內容中雖然還有修身、讀經講經、文史，並且還佔有1/4強的比例，但畢竟以往傳統經史之學一統天下的格局打破了，融入了大量的近代性質的新學，在整體教學內容上，修身和讀經講經已經不佔有絕對的優勢了。在教學方法上，開始實行統一的班級授課的方式，特別強調學科知識的實用性。如規定各級各類專科實業學校，其教授之法重實習不重理論，由淺近而入精深。其教授所取材宜就本地所有，隨時採輯，遇事發明。求的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培養出一批合格的對社會可用之人來。
在陳鳴這個有着二百多年朝前眼光的‘絕世大才’的指導下，中國新式教育出現的時間雖然短暫，卻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教育體系，一是從小學堂到分科專科學院、大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普通教育體系；二是形成了程度相當於小學堂、中等學堂和分科大學的各級師範教育體系；三是形成了農、工、商三大類爲主的各級實業學堂教育體系，和以軍、政、醫、法、工等多種國立學院。與科舉時代相比，這種新教育的發展趨勢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雖然時間還很短暫，雖然可科類院校數量極少，但它使得中國的教育在整體上向近代化更加邁進了一大步。
文教部在兩年前做過一次普查，就取整個中國平均財富最爲富饒的江南地區的一千戶隨機抽取的百姓，這當中有大富大貴的人家，有喫喝不愁的小地主，有普普通通的農民，還有辛辛苦苦的小商小販。
這些人家中只有不多的一部分表示願意讓孩子上學，這個比例只比一成多出那麼一點點。
而不認同新式教育的原因不外有三點：一是對新學抱有偏見，很多人還是更認可四書五經；二是學堂的費用不低，而且越到高等學校費用越高，很多人家支撐不起；三是延聘教習難。由於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有限，地方縣城的公立學校很難聘請到合格教習，多是舊學之冬烘先生，影響了學堂的教學和發展。四是對孩子學業出路有遲疑，突然的覺得讀書人的出路變模糊了，看不到方向了。
這還是經濟水平較高的江南地區呢，在江西、皖北、蘇北等尚不發達的地區，新式教育的發展更爲緩慢。別管這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經濟、文化教育狀況的歷史侷限性，必須要說明的是在驟然廢除科舉制以後，陳漢還沒能全部消除‘四書五經’的遺患。
現下的中國還沒有一所民資私立學校出現，許多老牌的私塾書院要麼正在改頭換面，要麼就日漸欲下，現在政府允許民資進入教育體系中，對於這些老牌的私塾書院也是一次改頭換面的機會，就看他們抓得住抓不住了。
劉文現下手裏已經收到了很多的辦學申請表，甚至還有一所學院級的申辦表，這可是文教部給私立學校設定的最高級別，畢竟現在的中國全國下來也沒有幾所掛上‘大學’招牌的學校呢。
這就是廣州商團要承辦的羊城商學院。這廣州商團辦學事宜的主導人算是劉文的老朋友了，顏家的人，廣東省好幾傢俬人報刊的申請經辦人。而從這位顏先生提交的資料中看，廣州城內在此之前已經有好幾家會計、銷售、經營和外語學校了。雖然這些學校名義上都只是商行公司自己開辦的培訓班，但那跟私立學校沒什麼兩樣，出錢的承辦者也全都是廣州商團。現在他們要整合一下所有的師資力量，升格爲羊城商學院。這事兒，廣東省府都是大力支持的！
“免費教育，獎學金，畢業後入職廣州商團下屬各公司洋行，期限不得低於五年。”
陳
鳴在臘月二十二的時候看到了劉文的這份報告，羊城商學院的大名也第一次落到了他的眼睛中，這不就是‘代培生’麼？因爲協議書的存在，學生畢業後的一定時間內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但這也讓無數窮困生得到了學習的機會，得到了改變自己命運，改變家庭命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