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的工作，之所以拖到两个月后到了夏末才展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别山的剿匪战斗还在继续，一部分部队又被抽调成立了水利师，部队来回动荡。第二个原因是肖卓然迂回了一下。
肖卓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荣军医院的医疗力量、设备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皖西城驻军伤病员情况进行了统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步骤和方案。肖卓然越过丁范生将这个报告呈交给行署陈专员，陈专员觉得这个报告很有见地，方法步骤也比较稳妥，就把丁范生和肖卓然叫去谈了一次话，要求荣军医院按肖卓然报告设计的步骤先行准备，不要盲目上马。
丁范生还想坚持，凸起眼珠子说，新政权日新月异，我们也不能束手无策。不能等。我们很自信，坚决完成任务。
陈专员说，没有设备，不能确定有没有战争遗留物，怎么做手术？
丁范生说，我们的医生有经验，肉眼一看一个准。
陈专员故意问肖卓然，是吗，你们的医生有这么神？
肖卓然说，那只是偶然的成功，不能作为科学依据。
陈专员说，是啊，做手术不是搞着玩的，要动刀见血的，打开了，里面没有弹片弹头，那不是让我们的同志白白挨刀吗？
丁范生说，打开十个，找到一个，就是胜利。
陈专员问肖卓然，你说呢？
肖卓然说，从医学的角度上讲，打开十个，找到九个都是失败。一方面，我们给那个白白挨刀的同志制造了痛苦；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一次失败的手术，就是一生的阴影。所以说，万无一失的手术，既保护伤员，也保护医生。
陈专员说，这个要按科学规律来，不能盲目。
肖卓然说，商周时期就有了对医生的考核标准，十全为上，十之失一为次，十之失四为下，十次手术错了四次，这个医生就不能当了。
陈专员转向丁范生说，看看，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我认为肖副院长的意见非常有见地、非常讲科学。我们这些老革命要虚心了，不能老是按照战争的思路干哦。
丁范生阴沉着脸说，是！
出了军管会的大门，丁范生对肖卓然说，好啊小肖，看不出来，你还会借势压人呢。
肖卓然苦笑说，丁院长，我说服不了你，只好拉大旗作虎皮了。
丁范生对着太阳看了半天，突然轰轰烈烈地打了两个喷嚏说，在战争年代，要是有人在背后做我的小动作，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肖卓然说，知道，枪毙！
丁范生笑了，得意地拍了拍肖卓然的肩膀说，知道就好。不过说实话，要把设备准备充分了，要把人员培训熟练了，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听着不舒服，但是从陈专员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
肖卓然说，是啊，人微言轻，陈专员是权威，一言九鼎啊！
丁范生说，我看这个样子，你很快就人不微言不轻了。不过这是好事，年轻人嘛，随时都要挑大梁。
一个月后，两台苏式X光透视机和一批麻醉手术器械运到了荣军医院，这两台X光透视机中，有一台是陈专员协调过来的，另一台是肖卓然四处奔波从原国民党江淮医科学校留用人员的手中募捐过来的。
“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的工作，第一例手术指定由汪亦适实施，这是丁范生指定的，丁范生再三交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本来不是个大手术，有了X光透视机，有的潜藏在体内的弹头弹片直接就能看得出来，盲目性的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但是因为几经风雨，加上丁范生大张旗鼓的宣扬，这项纯粹的业务工作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汪亦适还是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此也格外谨慎。第一张片子拿到手上，反复研究下刀的角度、路线、深度以及摘除的细节，甚至还在伤口周围画了三个方案图。无疑，手术相当成功，干净利索，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从伤员的大腿上取出一块平均直径约两公分的弹片。
丁范生一直在“排雷现场”，主现场就是汪亦适这里。汪亦适在做手术的时候，心里平静如水，只是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丁范生又让伙房给他做了四个糖水荷包蛋，端到他手上的时候，他才明白，他实实在在地为解放军、为新政权做了好事。
荣军医院“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的活动很快就在皖西驻军部队刮起了旋风，两万多人的部队里有一大半人都不同程度地负过伤，这一大半人里面又有一大半人怀疑自己体内有遗留残骸，有的部队甚至组建了重伤连、轻伤连、残疾连，陆续开到荣军医院做检查手术。
医院的两台X光透视机昼夜运转，检查出了上千名确实需要手术的人，而且这些伤员都希望由汪亦适亲自手术。汪亦适马不停蹄地工作，光手术刀就用废了一斤多重，一个月下来，挖出的弹片弹头和其他残留物装了半脸盆。到了最后，剩下的多是疑难伤情，有的弹片嵌在骨头里，有的深入到腹腔，接近心脏或其他内脏器官，位置高危，入刀路线要越过动脉血管和重要神经。手术难度越来越大，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做两台，有的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弹片弹头埋在伤员体内，却无法下手。
即便这样，汪亦适还是声名大振，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半年之后，汪亦适已经是皖西城内外闻名遐迩的“排雷大王”了。到了这个份上，不光是部队的伤员，那些在解放前参加过地下斗争的干部和民兵，也有不少人来找汪亦适“探雷”、“排雷”。
现在，荣军医院的规范化建设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各科室的设备基本上名副其实了，医护人员也经过了正规的培训。肖卓然在院务会上提出，可以借鉴原国民党医科学校的做法，把行医和教学结合起来，一边救死扶伤，一边培训人才，一批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医生，同时在医护培训班里兼职任教。
这次丁范生没有反对，而是十分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这就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年代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肖卓然说，排雷成功，给我一个启发。我记得皖西城刚解放的时候，提出要把国民党留下的老房子推倒重来，建一座新大楼。当时你问我，建那么阔气的大楼干什么，劳民伤财。我细细一想，当时确实脑子发热，希望三年就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倒是又有冲动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富裕了，是可以考虑建一幢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