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頓了一頓，道，
“工科給事中梅國樓，薦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堪總河之用。”
潘季馴早在萬曆十二年就因爲李植攻訐他黨庇張居正而被革職爲民。
歷史上他也的確是在萬曆十六年被萬曆皇帝重新啓用。
除了潘季馴被革職後朝中不斷有人爲他申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潘季馴的確很會治水，屬於技術官僚，輕易不可替代。
尤其自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溝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對於北京而言就顯得尤爲重要。
由於黃河的主流都極不穩定，常與大運河交叉再奪淮河水道入海，能夠保漕保河的治河能臣就顯得格外不可或缺。
“準了。”
朱翊鈞明白治理黃河的重要性，
“擬旨，起復潘季馴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兼理軍務。”
張誠見皇帝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起復潘季馴的請求，並沒有再提“張黨”云云，心中不禁便有一點兒喫驚，
“皇爺聖明。”
朱翊鈞現在已經當了快九個多月的皇帝，早就學會了如何看底下人的眼色。
這一點朱翊鈞也是當了皇帝才發現，上位者和底下人總是無時不刻地在看對方眼色。
張誠和紫禁城內的所有宮人都有這一項技能，他們平日不需要等待皇帝開口，只要根據朱翊鈞的眉毛、眼梢、嘴脣或鬍子的任何輕微動作，就能知道皇帝究竟想幹甚麼。
在這項技能上，朱翊鈞顯然修煉得不如張誠那般如火純青。
他雖然只是剛剛入了門，但已經比剛穿越來時會讀人心思多了，
“科道官在爲潘季馴申辯時，不是總說他罪輕責重嗎”
朱翊鈞淡笑道，
“尤其是那個蔡系周，都被人貼了大字報了，還不忘爲潘季馴申辯道，皇上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朕可都一一記着呢。”
大字報是進入萬曆年間以後，大明官場忽然出現的一種奇特現象。
朝中有些官員或黨派爲了打擊政敵，在鬥爭激烈的情況下，有時會採取匿名在京中貼大字報的方式來攻訐他人。
這些大字報通常會揭示一些私密的事情，往往會掀起大波，達到普通奏章無法達成的效果。
蔡系周被貼大字報的情形是這樣的。
萬曆十二年時，“倒張”運動進入了高峯，一些人仍舊拿着張居正在世時候的事情互相攻擊。
在萬曆皇帝決定對張居正抄家的時候，刑部尚書潘季馴因爲替張居正說話被御史李植彈劾而罷官。
當時的御史蔡系周、孫愈賢因爲跟李植有間隙，藉着潘季馴有冤開始彈劾李植。
於是李植的同黨江東之、羊可立立刻參加進來，並將蔡系周、孫愈賢兩人劃成“張黨”予以攻擊。
這本來是一場科道官陣營的內鬥，但李植、江東之和羊可立三人偏偏將張居正牽扯進來作爲打倒政敵的砝碼。
於是鬥爭的方向立刻發生了變化。
因爲許國當年是在“張居正奪情案”裏面支持過因上疏諫言而被廷杖的吳中行和趙用賢的，所以此案跟張居正就失去了關聯。
因此那張大字報的作用是很明顯的。
它要麼是有人故意將此案跟許國聯繫起來，要麼就是李植、江東之和羊可立彈劾蔡系周、孫愈賢的最終目標是衝着許國來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因爲隨後李植、江東之和羊可立又開始彈劾申時行，他們想將首輔申時行、次輔許國拱走，讓他們的老師三輔王錫爵擔任首輔。
當時萬曆皇帝爲了營建自己的壽宮，派遣禮部尚書徐學謨選擇大峪山吉壤。
萬曆十三年時，萬曆皇帝又派申時行前往大峪山視察。
不料，李植、江東之、羊可立借題發揮，上疏說大峪山並非吉壤，由於申時行與徐學謨關係密切，所以才隨便同意徐學謨的選擇。
並且企圖藉口壽宮選址不妥，迫使申時行辭職，除了王錫爵外，還向皇帝引薦了當時的刑部侍郎張嶽和太常寺卿何源入閣。
王錫爵因此便向皇帝寫了一封因事抗言求去疏，說他是因爲被小人利用而引咎自責，以爲應當辭官而明志。
由於王錫爵並不因爲李植等人是自己的門生，而與之相呼應，也不因爲與張居正有宿怨而大肆撻伐，取申時行而代之，反而大義凜然譴責那批品德不良的“建言之臣”。
萬曆皇帝看了王錫爵的奏疏，不但留任申時行爲首輔，還嚴厲斥責了李植三人。
皇帝這一表態，朝中與申時行交好的科道官也紛紛糾彈李植三人，最終使得萬曆皇帝將李植、江東之、羊可立連降三級，而且還從京師貶往外地。
至此之後，朝中靠將政敵劃爲“張黨”而攻訐毀謗的風氣漸漸弱了下去。
在與言官的這場較量中，申時行終於略勝一籌。
因此朱翊鈞在此時提起蔡系周被貼大字報，言下之意就是支持申時行，反對言官以劃分“張黨”而攻擊能臣的手段，
“漕運關係重大，不是哪個黨能用哪個黨不能用的問題。”
朱翊鈞慢慢道，
“倘或海運能順暢通行，取代漕運，朕也就不寄希望於潘季馴了。”
張誠點點頭，十分理解地回道，
“皇爺說得是，自蒙元以來，便不時有以海運取代漕運一說。”
“可若海運可行，韓山童、劉福通當年又怎能編造得出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讖言呢”
不想朱翊鈞見張誠如此通情達意，反倒一愣，
“難道海運不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