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村長來勁了，道：“這倒真有，聽我慢慢道來。與面對百姓時的俠骨柔腸不同，面對權貴豪強，先祖李公則是鐵骨錚錚，疾惡如仇。就任安福知縣時，一位姓沈的御史到安福，對李公公事公辦的接待很不滿意，認爲是對自己的怠慢，當衆大發雷霆。但李公視安之若素。御史是幹嗎的啊？專門挑官員的毛病上奏皇帝的！沈御史百般挑刺，結果竟然挑不出李知縣的一點毛病，不禁深感敬佩。面對御史的稱讚，先祖李公居然一樣無動於衷，也沒表現出怎麼高興的樣子。沈御史嘆道：“李知縣真可以說是寵辱不驚了。”
金華斌點了點頭說：“由此看來，沈御史乃是性情中人，並非奸臣，故事雖精彩，但正反之爭並不激烈。”
李村長搓了搓手說：“精彩的在後面，先祖擔任江西按察司僉事時，當朝宰相嚴嵩雖然家在袁州，但產業都在南昌，家人仗勢胡作非爲，先祖一點也不顧情面，都依法予以嚴懲。嚴嵩當時權勢熏天，生性奸險，一句話就能決定別人的生死，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顏婢膝自認乾兒子，或者與嚴府的家童奴僕結爲兄弟，所以升遷都很快。只有李公與另一位林僉事與衆不同，風骨錚錚，矜持自守，所以五六年都沒有得到升遷。一次進京，自然得拜會朝廷首輔嚴嵩，其他官員都帶着厚禮，多的有“數百金”，只有李公是空手去的。見面時，嚴嵩對他說：“李先生資歷很深了啊。”這句話耐人琢磨，“資歷深”就是你李某人在這個“僉事”職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爲什麼嗎？想升官嗎？李公淡淡地說一句：“還有比我李一瀚資歷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無所謂！後來，李公還是升遷了，當了山東參議。當時山東的風氣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賴着不交納田賦，鄉里百姓田地少，田賦卻交得多，因爲官宦家拖欠的賦稅要大家分攤補齊。有個編修叫梁紹儒，是嚴嵩的乾兒子，最爲牛氣沖天，一直不交田賦。李公到任後嚴令追繳，梁紹儒跑去找乾爹，嚴嵩無奈地說：“李某人豈是可以說情的人？”梁紹儒知道勢不可挽回，勉強交了一半的糧。李公不依不饒，全部徵收才罷手。”
故事確實精彩，但也只是鬥倒了嚴嵩的一個爪牙，應當是李一翰官小職微，還不值得嚴嵩視他爲對手，不知後來他的仕途順利後，是否正直依舊呢？帶着這個疑問，金華斌靜靜地聽着李村長繼續往下說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職大部分時間擔任的是“諫官”，專司對君主的過錯規勸之職。所謂忠言逆耳，歷史上有“文諫死”的說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歷史上最爲嚴苛刻薄的，稍違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選擇沉默來保全性命。李公在《開言路疏》上指出當時“言官”杜口結舌、三緘其口的風氣：“居科道者，搜訐小事以塞責，或泛論迂緩以免禍，至於國家之大典禮，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聞，徒有相與腹誹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屢屢犯顏進諫，敢於“逆龍鱗、撩虎鬚”，踐行了“職無虛設，祿豈妄幹”的祖訓。族譜中還留存《諫止南關城壕疏》和《開言路疏》兩篇諫疏，字裏行間，其爲民請命、謀國盡忠的膽識和遠見躍然紙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鐵騎大規模突入邊塞，朝廷大懼，議決於居庸關之南的南關東西延袤二千里，動工築城牆、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給嘉靖帝上《諫止南關城壕疏》，直言築城挖濠禦敵是個不可行的餿主意。在東西延袤二千餘里區域築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動用了二十萬工，“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牆耳”，民間財力已經不堪承擔，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曠日持久何以爲繼？他對已被敵人嚇破膽的嘉靖皇帝說，只要“選兵淬鋒，分佈要路以豫於外；築墩立柵，屯兵儲糧以備於內”，內外夾擊，敵人又能逃到哪兒去呢？朝廷最終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議，停止了這一勞民傷財而且示弱於敵的決策。《開言路疏》則嚴詞批評了嘉靖帝拒諫飾非的行爲，其言辭之犀利大膽實爲罕見，今日讀來仍覺酣暢淋漓。他指責嘉靖帝深居西範專事建醮修道，不理朝政，對九廟化爲煨燼，陰謀起於蕭牆，北虜侵擾不止，公卿將相賄賂公行，藩司郡縣貪酷無忌等等亂象閉耳塞聽，反而殘酷鉗制諍言：“登位以來，屢罪言者，一言觸諱，即擒拿箠杖，動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其即時致死者，指不勝屈。其有幸而復生者，則禁諸犴獄，或謫之下僚，或編民口外，或遣戍邊庭。”導致滿朝官員杜口結舌，對國家安危置之不問。他指出，歷代“愚君暗主縱慾妄動，拒諫飾非”，結果都將步“桀紂之跡”。爲此要求皇帝改正錯誤，爲所有受冤屈的諍臣平反，廣開言路，以保國家長治久安。”
“多謝金先生對先祖之贊，先祖的運氣比方孝孺幸運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被連續升遷了五次：升陝西布政司參政，遂轉按察使，升山東右布政司，升應天府尹，一個月後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惜天不假年，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途中，病故於杭州，獲明穆宗皇帝詔賜祭葬，並在吳時來等的倡議下，列入鄉賢祠。”說罷對他躬身行了一禮道：“祠堂修復一事就拜託幾位了。”